所以，中国的领导小组制是历史经验，也是国际惯例。在需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深入推进改革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更加倚重领导小组的力量，也是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延续。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习近平领衔的小组，是中国当下最急迫要改并且最难改的领域。财经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军队改革等，无一不是急难险重。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领衔多个改革小组，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改革真是到了生死关头。正像习近平在上任不久考察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时所表述的：“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从经济领域入手，逐步放开社会和政治活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在近些年正逐渐显露出来。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容易改的都改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这点上，总理李克强深有体会。
前不久，中国坊间传闻李克强因为国务院系统的慵政懒政震怒地拍了桌子，指责底下各部门推诿塞责，“政令不出中南海”。作为中国经济的大管家，李克强深知中国的经济依然处在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必须捋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以，李克强上任伊始，便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实施一年多以来，阻力重重。连国务院也在6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间接承认“不少政策措施落实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显”。从权力的牙缝中夺肉，谈何容易？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行的同时，也在不断因循守旧，消磨改革锐气。
这就是习近平推进深改面临的“严峻生态”。他所面对的敌人，是不适应时代的体制，是中国庞大管理者中的腐败分子、懒惰分子，还有更难捉摸和根治的干部作风问题。他要不断与这些事情作斗争，同时还要团结起更多他的同事，一起努力向前。
比如之前多年未能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召集三省一把手开会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方案预计6月底出台。由此可见，在棘手的痼疾上，依靠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习近平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人的担当，也是时势的要求。作为小组长，习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责任人，荣辱成败一肩挑。
这个是中共政治迥异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中共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这个政党和他的总书记永远是中国的第一责任人。不像多党制执政的国家，上一任执政党留下的烂摊子可以甩手给下一个政党收拾，中共不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政治责任是最最重要的……没人承担责任的话，那你的政治制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恰恰来源于老百姓的口碑，所谓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