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始终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因此，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想，是时候多花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承担起家庭成员的责任。”陈耿在辞职演讲中说。
今年年初，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选拔干部要“以德为重”，其中不得被提拔的六种干部中包含“裸官”。上述文件中并没有对“裸官”的标准定义，而是提到凡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金融机构的高管中，子女在国外的情况太普遍了，子女在外上学的券商高管绝不仅是国泰君安一家。”一位金融圈人士表示。
今年5月底，广东省共清理出了1000多名裸官，其中有200多名官员选择接回家人，866名裸官被调岗，而且其中还有9名厅级官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与党政机关官员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双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相互流动。所以国有企业的“裸官”也需要治理。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金融圈中，家属在国外的情况很多，在上市冲刺的关键时刻换人，可能并非“裸官”这么简单。
此前有报道称，上海国企金融机构的高层，一般都由沪金融办任命，除考虑能力外，金融办也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人员。国泰君安直到为解决“一参一控”才划归市政府，陈耿与市政府的渊源并不深厚。
陈耿担任总裁期间经历了祝幼一和万建华两任董事长。2012年曾有媒体报道，陈耿在总裁职位上“干得不开心”。但陈耿在辞职演讲的一开始，就表达了对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的感谢。他说，“与万董近四年的合作，是我在国泰君安最愉快的时光。”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始终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因此，我尊重他们的选择。——陈耿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