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权利与公正的政治伦理
虽然一些改革并没有呈现出公众期待的新内容，没有推陈出新，但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某种政治伦理的改善，却有些值得说道的。比如陕西省“要求市县党政领导干部不得把家安在其他城市”的通知里就指出，党政领导干部负有管理服务一方、守土有责的使命。原则上，都应具有心随职在、家随岗走的奉献情怀和吃苦精神，在一地工作都要安心、安神、安业，扎根当地，融入群众。这些话，更多的是政治伦理上的阐述。而公众对于裸官的不满，也不仅仅是出于腐败或者腐败的可能性角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裸官违背了最基本的政治伦理，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把自己妻儿送到国外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官员，还能够真正地施政为民，能够扎根这片土地(从某种意义上看，安家异地的官员，对于当地来说，他也是“裸官”)。
政治伦理目前也算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了，有学者认为，政治伦理是人们按照政治生活的习性所确立的基本秩序。它以其价值的优先性而发挥社会引导与规训作用，以其规范性而发挥社会调整与建构的作用，以其制约性和客观性而发挥社会团结与整合的保证作用。政治伦理是根源于一定政治生活习性，从该种政治生活中生成的基本价值序列。所谓基本价值，即人们为什么和应当如何过一种政治生活的规定。人们创造了政治生活，但人们所创造的政治生活具有不同的习性。
在写出《君主论》的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出现了悖论：政治应讲道德，但讲道德却难于实现政治目的，故政治不必考虑道德的正当与否，只需考虑政治行为的效用。政治与道德的这种悖论关系，被为“马基亚维利道德难题”。
但后世的政治学者已经解决好了这个难题，也即政治与道德必须合二为一，成为“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就是回答政治的价值和政治的正当性的源头。从社会作用上说，政治伦理事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公务员的施政能力，还与社会风气是有很大关系的。政治腐败，社会风气必然低下；政治昌明，社会风气就会良好。
中国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政治伦理也发生了转型，比如从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伦理，转型到了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商红日所指出的：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中，所谓政治伦理的转换，也就是从战争伦理、阶级斗争伦理、革命伦理向基于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平的政治伦理转换。这个转换过程不可能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力自上而下来完成，它只能以渐进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最终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转换过程呈现加速的趋势，但冲突也是相伴而行的。
如今，这种紧张或冲突，也在推动着政治伦理的渐进转型。强调政治伦理与中国历史上提倡的“以德治国”有很大的区别，政治伦理虽然属于道德的一部分，但比起道德的软约束，政治伦理则会在其蕴含道德观念之下，配以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化机制，以保障政治伦理的稳定，同时维护执政与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简单地说，政治伦理的维持，是蕴含了上位的德治与下位的法治，而且明确了法治是根本，伦理只是指导性。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现在来说，政治文明应该包括了政治制度建设上的提升(管理技术的完善)，也包括政治伦理上的改进，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只有二者都实现了提升，政治文明才会提升。
那么，政治文明为何被放置到如此高的位置呢？1996年4月创刊，胡锦涛同志亲自撰写《发刊词》的《理论前沿》，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半月刊，它曾刊发一篇叫《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伦理研究的成就》的文章中有说道：“政治文明建设本身既包含着制度伦理的彰显，也包含着民主政治本身的道德考虑。”
回到现实中看，中国的政治伦理除了向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文明等的方向发展，一些更加隐秘与根深蒂固的伦理思维需要改进，比如有些时候还会对公务员有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等伦理想象，以及“全心全意”、“公仆”这样的姿态极高，却高到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的伦理要求，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公务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能时时刻刻奉献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以，这就需要改进这样名难符实的伦理，使之正常化、职业化，把官员从表面上的仆人的低姿态拉回正常人的位置，官员也是人，他只是纳税人的雇佣者而已，与公众是一个平等契约关系，从而在法律范畴来进行管理，而非简单的伦理高要求。当然，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