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文章，败也文章”
熊国剑曾接到了一个来自邻县江华的陌生电话，一名男子语气凶狠：“有人要出钱买你的手和脚。”
被善意提醒后，威胁不期而至。
江永县公安局的警员黄海记得，去年4月，熊国剑曾跟他讲述，接到了一个来自邻县江华的陌生电话，一名男子语气凶狠：“有人要出钱买你的手和脚。”
这也是熊国剑唯一一次追查，最后来电锁定为当地的一位农民，他觉得对方不可能是威胁者，没追究。
这些威胁的根源要追溯到他年轻时的“快意恩仇”。上世纪90年代末，他是当地县委机关报《江永报》的编辑，年轻气盛，对当时官员的“胡来”异常敏感。
其中一个监督对象，是当时的桃川镇党委书记李连勇。
1997年，李连勇率领40余名镇干部，把该镇水美村24户村民30余亩长势喜人的秧苗统统拔掉，原因是江永要建“中国香柚之乡”，推行稻田改种香柚。
那一年的7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熊国剑的署名文章《秧苗何辜，遭此劫难》，并配发了题为《要时刻想着农民的利益》的短评。
1998年是江永的多事之秋。这一年里，熊国剑报道了一系列事件，由《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新闻媒体公开予以曝光。
“熊大侠”成为全县的新闻人物。
副科级待遇的公务员，为什么要写监督类报道？
熊国剑总以作家余杰的一段话作答：“写作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一种不可能回头的选择，车轮一旦发动，命运就已经注定。”他觉得这话就是写给自己的。
上世纪90年代，熊国剑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调入桃川镇做副镇长。如今，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
而实际上，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对国家、对时代始终有感恩情结，他曾对儿子说：“你很难理解我们那代人对国家和党的感情。”
他有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自称为“窝案笔记”，上边抄录着近年来的案例，对这些贪腐官员如何落马，熊国剑如数家珍。
“监督批评它，是希望它好。”熊国剑说。
“江永需要这样的人”
这些年，熊国剑始终觉得进退两难，身处官场，终究还是融不进去，不熟悉这里的“游戏规则”；可要出来，却又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些文章，从1998年起，县里找熊国剑“申冤”的人越来越多，不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有时候第一批人还没送走，第二批又接踵而至。
同事们戏称他的办公室是江永县的“编外信访办”。
这“盛况”在1998年年底终结，《江永报》解散，熊国剑的去留成为问题。
有领导询问他想去哪儿，他明知不可能，但还是直接说：“检察院。”对方笑了笑，将他安排在江永县交通运输局担任副局长。
这段成为他后来人生中屡次被人诟病的经历，很多人的理解是，熊国剑之前做这些舆论监督报道，就是为了得到注意，更快升官。
而在熊国剑看来，这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并未多想。
但相比起外界的热烈，同僚对他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第一天进入交通运输局，熊国剑记得清楚，当时的交通局是一幢小楼，空间逼仄，只能从左边的一扇小门进入。
当时的领导对这位“刺头”怀有戒心，晾了好几天后，才给他安排办公室和工作。
他觉得和周围的氛围始终不搭：周围的人都若即若离，很难找到一个说话的人。
走在大街上，他也能感觉到一种疏离，认识的人能不与他打招呼就尽量避而远之。只要有人与熊国剑零距离接触，第二天，小县城就会传言他又要曝某某部门的光。
同事蒋丽君也觉察到“副局长”的变化，面对办公室里集结的“申冤”者，熊国剑渐渐不再拍桌子动怒，而是会有些无奈地说：“这个事情我实在没法解决。”
担任交通局副局长期间，熊国剑曾分管汽车厂改制，这次面对的人不是申冤者，而是下岗职工。有工人跟他诉苦，说一刀切的赔偿如何不公，他也没了辙，只能回答：“政策就摆在那里，就那么些钱，没办法。”
熊国剑说，这些年，他始终觉得进退两难，身处官场，终究还是融不进去，不熟悉这里的“游戏规则”；可要出来，却又没那么容易。
因为没有真正融入，所以过往的十几年，他自认为从未卷入内斗，至少能判断是非对错。
但交通局党委书记郭星觉得，江永县需要这样的人。“有熊国剑在这里，至少有些人不会胡来。”郭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