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响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江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教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年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
“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