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拆城”
太极拳讲求虚实结合，很多动作看起来劲在右手，真正的力点却在左手。
在三十多平米、刷着老式红漆、木头装饰都有些变形的办公室里，李春城接待了各方来客，有商人、媒体记者，也有各路专家。
2003年夏天，面对前来给成都做策划的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新上任的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关于成都的美谈听得太多，“但成都骨子里还是有一种不思进取、自我循环的情结，怎么突破这个看不见的瓶颈？”李春城甚至提到，能否把成都建设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
成都一直以安逸、闲适、缓慢的城市节奏著称于世，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但作为道文化的推崇者，在治蓉的最初阶段，李春城既非“无为而治”，也非“道法自然”。
2002年，成都启动危旧房改造工程，决定三年之内拆除二环内410万平方米危旧房。这是成都市过去11年里拆迁量的总和。
当时李春城担任市长，成都官场流传着他在大会上的讲话：“美丽的蓉城是拆出来的”。李氏由此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在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中国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一度是官员施政的普遍现象，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地方官员并不避讳谈拆迁。而李春城试图通过文宣系统，扭转对“拆城”的恶评。
2003年，成都官方专门请来张艺谋团队制作了一部城市形象宣传片。据媒体报道，这部短片融入了李春城本人的思路，样片完成后，李亲自审看样片，他的修改意见，通过越洋传真，传给了在乌克兰拍戏的张艺谋。
短短5分钟的宣传片，最终以一句“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作结。此后十年，这句话成为了成都的对外注解，也被时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何华章印到了自己的名片上。
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也曾受邀就旧城改造与官员们对话。不过效果似乎适得其反。“成都还像成都吗？”龙应台肯定成都作为新兴城市的建设，但直言更担心它成为“没有记忆、没有过去、没有性格的城市”。
外界的批评和争议没有改变这座城市主政者的决心。
2004年，李春城打出了他治蓉八年最重要的一张牌——城乡统筹。他派去沿海学习的下属带回了江苏吴江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三个集中”是李氏的“城乡统筹1.0版”。据成都市国土局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成都市每十个村民小组中，就有一个正在实施征地拆迁。
对于成都让“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为代表的学术界，对此曾多有批评。
反对者担心的不仅是农地流失，还有因为强拆引发的官民对抗甚至是流血冲突。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11月29日医治无效死亡。惨烈的一幕，通过电视镜头传遍海内外。
知名拆迁案件法律专家、律师王才亮给李春城发出公开信，对当地政府定性是“暴力抗法”而不是“非法强拆”表示震惊，并要求李春城向四川省委和中央自请处分。
《成都日报》、《成都商报》等当地媒体均未报道。
李春城从未公开回应唐福珍事件。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他的内部讲话：“拆除违法建设的认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执行的主体和执行的程序也完全合法，但毕竟造成了谁都不愿意看见的人员伤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说，“事情既然出了，我们就要正视，从中汲取教训、改进工作。”
“改革者”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地壳中积蓄已久的能量瞬间释放。此刻，李春城正在去都江堰鹤鸣村的路上。当天下午3点半，他将在那里主持召开成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的现场会。
短暂的震惊之后，李命令车队掉头返城，赶往成都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
在过去的5个月里，鹤鸣村在全国率先完成土地确权颁证——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首例，也是李春城自得的城乡统筹的最新成果。
2008年元旦，成都市委发布当年的“一号文件”，宣布启动农村产权改革。改革的要点，是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以及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相比此前的“三个集中”，这是李氏的“城乡统筹2.0版”。
《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尤其适合此刻的李春城。
汶川地震后，成都意外获得了国土资源部给予的两项特殊政策：允许外来资金参与灾区住房的“联建”；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可以突破县域限制，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路障就此破除，成都试验骤然提速。
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当晚，成都市政府把一块写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了起来。全会当天通过的文件，大篇幅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聚光灯下，李春城亲手揭下了覆在牌子上的红布，宣布：在成都，已经确权的农民承包的土地，将可以进入市场流转。
成都与国内农地改革的支持力量不谋而合。一位曾协助参与改革设计的经济学家认为，从“三个集中”到“确权流转”，成都政府成为一个承认产权的主体，这是“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得李从大量“拆城官员”中脱颖而出。
在上述学者看来，李春城之所以力推产权改革，是因为“牌已经打出去了，没有退路可以走”。在“三个集中”持续了五年之后，不确权流转的风险极大：大量流转土地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益驱动，“他管不住底下的基层干部”。
从一个地方主政者的角度，当时的李春城已经被塑造成一个改革明星官员，除了城乡统筹，他没有更有力的政绩牌，只能继续往前走。
在推出“城乡统筹2.0版”之前的2007年，李春城的施政，与其自身前程，悲喜交加。
喜的是，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意味着李春城在成都4年多的“自费试验”，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
悲的是，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曾是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的李春城，意外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遭遇沉重一击。当时就开始流传他可能涉及东北的贪腐案。
接近李春城的人士透露，2007年落选候补中委之后，有近一年的时间，他虽然表面上锐意进取，内心其实有过一些消沉，“他说，今后只埋头做事”。
经济学家高小勇曾任成都市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李落选候补中委后，他曾经在一次谈话中问李春城：“现在，你到底想做多大的事情？”李春城沉吟良久：“我只要做到：成都，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