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的“庇护”下，李嘉诚全面掌控了香港的房地产开发以及电力、交通、电信、零售等大部分公共事业，他在香港的资本运作行为能够获得各种特权，1986年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退休之前，将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的控股权以净资产50%的低价直接卖给了李嘉诚，和记黄埔接管港电集团时也被免于公开要约。而到了1987年，李嘉诚将长实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以及将长江实业对和黄的股份增到35％以上等资本操作均被免于公开要约。
1989年，李嘉诚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全力发展与大陆高层的关系，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坐落于东长安街1号、拥有了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的“东方广场”项目，因为如此规模的大项目，没有高层的支持与授予是很难做成的。我们看到，李嘉诚随后开始加紧组建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并大举介入房地产开发、能源建设等领域。
由此我们发现，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李嘉诚的投资似乎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的，李嘉诚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一种“垄断”，因为在市场中，只有“垄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投资的最大安全，而垄断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与高层的关系，而发展与高层的关系则需要准确把握高层的政治经济发展导向。
新一届政府旨在打破行业的垄断格局，全面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这一点其实是与李嘉诚家族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悖的，因为这样的经济环境无法为李嘉诚提供他所谓的“安全”投资环境，“撤资”也就在所难免了。无论是香港和内地，李嘉诚是找不到之前的那种“安全”的感觉了，体现在细节上，就比如他跟梁振英之间的“矛盾”上。当年李嘉诚就曾经和赌王何鸿燊说过，如果梁振英当选，他将会撤资。
而香港方面，李嘉诚的“大靠山”汇丰银行似乎也不再看好其在香港地区的业务，去年开始陆续清空了其持有的15.57%的中国平安H股股份以及8%的上海银行全部股权，2013年底以来更是持续下调对香港的经济预测，香港经济逐步失去汇丰的支持。李嘉诚一定早有准备，陆续撤资也是迟早的事，而之前中信泰富反向收购母公司中信集团后，很有可能会陆续承接李嘉诚以前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是后话了。李嘉诚则继续借助其英资背景的“庇护”，将其核心业务大举迁入更为“安全”的投资环境--英国。当然，英国的资产确实挺便宜的，这不是一举两得么！
所以说，加速“撤资”的李嘉诚并非只是在经济层面上不再看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业务发展，更重要的是两地的投资环境不再符合李嘉诚一贯的投资理念，李嘉诚不过是想找个更舒服的投资环境。至于内地的楼市“降价”只不过是李嘉诚“撤资”大陆背后一个非常表象的原因，并非根本。至于“撤资”香港到英国，李嘉诚更多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又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又要开始发展新的“靠山”。
因为汇丰银行在英国，不像在曾经的香港那样对英国经济有实际控制权。更重要的是，今后李泽鉅与李泽楷很难完全获得李嘉诚在“人脉”上的传承，李嘉诚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将来究竟靠什么去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