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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人民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是国家治理主要矛盾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

  重建自然社区自治

  需要明确的政治路线——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无组织,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公正问题。亿万自私、分散的个人(找科层体系)寻求公正而不可得,就不满、愤怒,社会就变得难以治理。

  因此,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

  中国历朝历代实行村民自治,才有了“以孝治天下”的治理传统,有了“乡绅中国”(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的长治久安,主要朝代均寿三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基层自治”,也是这个道理。扁平组织办小事,科层体系办大事,阴阳平衡。

  而今情形已成《易经》里的“否”卦之势。阳上阴下,乾阳之气上升,坤阴之气下降,双方背道而驰,故“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泰”卦则是阴上阳下。乾阳之气上升,坤阴之气下降,自然上下相通,互补互强,使“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这是“自然社区至上”的道理,也是当代“人民民主”的道理。如何方能“否极泰来”?

  与西方社会不同,我国社会不是依靠阶级和利益集团组织的,而是按自然社区组织起来的。我国自然社区有强烈的血缘和虚拟血缘性质,由血缘称呼覆盖,是熟人构成的“大家庭”,其道德不是宗教神祇赋予的,而是天然的伦理道德。我国当代的基本乡村社区和基本的工作单位社区都是熟人社区。现代移动通讯和社交网络技术也能让城市最基本的居住社区成为熟人社区。而今的居住社区变成陌生人社区并不是居民们的普遍意愿,只是表明了人们分散无组织的现状。家有小孩和老人的居民更盼望自己居住的社区变为守望相助的熟人社区。

  中国与西方的科层体系性质相同,都是办大事的组织。但孤立的科层体系都无法有效治国,中外皆然。西方科层体系之外有政党竞争型选举,而且人民由形形色色的市民会社和社区团体组织起来,既制衡科层体统,又解决小事。中国的自然社区组织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的多党竞选制加市民会社。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源于科层体系治国。恢复人民的自然社区组织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那是我党的看家本领。把世界上最难组织的人民组织起来了,所以强大。

  第一,需要明确的政治路线——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应当认识到:组织人民参与,恢复自然社区人民的自组织,是办大事的保障,也是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保障。一旦确定了变“覆盖”为“参与”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就会随之跟上,各级干部就会努力组织人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让“屌丝”变成当家作主的主人。

  第二,需要发现和培育自然社区的积极分子——新乡绅。我党在革命时期深深植根于基层,靠的是本地的“积极分子”,类似于传统中国的“乡绅”。他们是人民自组织的头领,也是创新实践的沃土。共产党积极支持和帮助“新乡绅”组织自然社区,并高度尊重自然社区组织的权力,就能实现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需要民间社会组织的帮助——新统战。基层的权力真空总会有人去填补。无数友好、中立、敌对的民间组织在而今一盘散沙的社会中看到了实现自己理念的机会。这些组织大多是扁平的,以组织人民为本业,非常贴近民众。科层体系的官员或许能学得组织人民的技术,却早晚会升迁或调离社区。因此,在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争取这些组织的帮助,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是我党“统一战线”的新内涵。

  第四,需要重建社区经济基础——让自然社区可持续。没有集体经济就难以支撑集体。没了集体,集体主义也就丧失了载体。宋代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恢复“井田制”之名创立“祠堂田”,支撑村规民约和扶危救困,遏制了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土地集中和流民。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是自然村。而今的单位社区可以轻易获得经济基础,城市居民楼的地下停车场和各种广告设施本应是社区自组织的经济基础,为基层的自然社区自治找到经济基础并不困难。

  一旦人民重新组织起来当家作主,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公正,公德就能迅速恢复。公正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是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是团结的社会。小事办好了,大事也就好办了。美好公正的社会能保障政府廉洁有效地办大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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