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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入选时代榜单 评语:邓小平后最具转型色彩领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100位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成为入选次数最多的中国领导人,并被评价为“继邓小平之后最具有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我还有“四个气”的概括。

  一是很接地气。有学者评论说,习的身上有浓厚的泥土味。我认为,这个泥土味就是很接地气,即在他处江湖之远、扎根中国西部农村最基层时,所积累的来自陕北高原、延安革命圣地的深厚泥土气。他说过:“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安精神是我的魂。”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味,在他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居庙堂之高时,仍然被保持着。他总是用那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话、作报告,大家感到,他在类似“邻家大哥”那样平实的讲话中,总能透彻地说中很多问题的要害、点到问题的穴位。

  二是很有底气。他和我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一样,生长在一个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坐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严格家风的熏陶。习踏上工作岗位后在中国东、中、西部多个地方、各个层次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磨练,其中仅在福建就历练了近18年。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及时总结,使他对担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显得成竹在胸、根基深厚、底气十足

  三是给中国官场带来一股清风正气。通过颁布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等持续不断的雷霆整风、重拳反腐,有效发挥了震慑力,切实增强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是各项决策大长老百姓志气。人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各项决策中,强烈感受到我们党中兴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极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气神和正能量。

  中国是个大国,治理这个大国很难;全面深化改革,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冲破部门权力掣肘,要攻这样的坚,就需要克很多的难,有些甚至是老大难。但这一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老大难、老大难,选好老大就不难。”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选好一把手、也就是选好船老大,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选好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群众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很关键。毛泽东说得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这永远是至理名言。

  问:请您深入解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社会共识度很高、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改革纲领。这个《决定》对我国社会这些年广泛讨论和网上激烈争论过的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出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积极全面回应。

  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共识度很高这一特点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总判断:“左派对此有口难言,右派对此无话可说。”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我还注意到,很多网友,包括不少网络意见领袖,也都用“喜大普奔”这样的网络语言(即“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来表达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喜悦和点赞。为什么《决定》的杜会共识这么高?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决定》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它以惊人的坦率,回应了党内外、国内外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热切关注。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当年倡导改革,就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正是在不断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也继承了邓小平。他在主持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他说,“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国共产党搞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这个早已历史地确定了,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已经确定了的。此后,从十三大到十八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都一再重申过了。既然主义和道路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无需再作无谓争论了。在这个既定的主义和道路之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哪些突出矛盾、紧迫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和妥为解决的。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许多方面制度供应匮乏、不少干部治理能力不足的障碍;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面临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的障碍。所有这些,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可以说,现在我国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特别是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为缺乏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解决阶层固化和纵向流动不畅的问题。

  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农民子弟上学就业的重要性,是否也就是因为要打破这种阶层固化?

  答:对,所以李克强担任总理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实施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的要求,为打破这方面的阶层固化做了大量工作。仅2013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就比上年增长了8.5%;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已实现就业。把类似的利益关系调整到位,不断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的改革才能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为持久的社会支持。

  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同样可以梳理出党的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领域里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和高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严峻。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深化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特别是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赢得社会高度共识的另一个原因,是突出了三个“进一步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同时能够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更充分体现出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突出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带战略指导作用和全局指导作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突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突出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突出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突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过去的改革往往是某一方面的单兵出击、单项改革。比如,以往在治理中国的房地产乱象时,只是就房地产论房地产,没有看到房地产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问题,必须联系我们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还要联系城乡二元结构、税收制度等,单纯在房地产价格上采取限购限价等治理措施,很难治到根子上。

  总而言之,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能够获得全党全社会高度共识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当大家都来共同关注和聚焦研究怎么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紧迫问题时,认识就容易统一;二是做到了几个突出,当大家都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的几个突出去认识改革、理解改革、参与改革时,也就比较容易达成思想共识。

  我认为,改革共识的形成,不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全面贯彻落实好这个《决定》,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同样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巩固和扩大全党全社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公约数、最高共识度,很关键的一条是要坚决防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即便是深刻的片面也不行。有一些片面性的思想认识乍一听、乍一看,似乎很深刻,但这种深刻的片面往往离真理更远。列宁说过,“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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