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谋求和掌握国际话语权
在对外传播战略的框架中，美国的官方话语特别注重在以下三个层面争夺国际话语权。
第一，以国际舆论主导权为基础积极争夺国际话语权。美国政府善于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官方话语。比如，在中美关系领域，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保护知识产权”到“航海自由”，从“利益攸关者”到“大国责任论”，从“人民币汇率”到“网络安全”，美国不断推出新的官方话语，从而牢牢树立处理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并迫使中国随之起舞，沿着美国的思路、围着美国的议事日程处理中美关系亟待解决的议题。再比如，美国的官方话语把“爱尔兰共和军”袭击平民的事件称作“恐怖主义”，又把“东突”策划、组织的袭击平民的事件描述成争取“民族自决”的运动。显然，在国际政治中，对同一事物、同一事件话语指称的差异，不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差异，而是包含了立场、利益、道义等诸多复杂考量在内的全方位信息的反映。当官方话语或国际传媒提到“福克兰群岛”，那实际上表明该国、该新闻机构倾向于承认英国拥有主权；反之，如果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则倾向于承认阿根廷的主权要求。当美国官方话语反复提及“中国具有大国责任”的论调时，实际上隐含了指责中国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官方话语正是以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进而进一步谋取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
第二，利用美国的学术话语权把持国际话语权。美国的学术话语权是美国把持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源泉。其一，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教育机构通过对国外同行的学术访问和科研项目的金钱资助，或者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影响和传播符合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的思想倾向。在潜移默化地输出与渗透美国学术话语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其二，美国的学术话语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精英阶层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思想观点。在精英阶层中，学术圈人士为本国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教师面对的则是下一代，而新闻媒体的辐射面是普通民众。其他国家精英沿着美国设定的思维框架和议事日程思考、讨论和解决国际事务，成为美国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指标。其三，美国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70%的词汇和图片都来源于美国。通过对其他国家精英阶层的强有力影响，美国的学术话语权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例如，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以冗长的笔墨阐述了“民主和平论”的学术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这一学术命题经过诸多学者的大力追捧和不断阐发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术理论，并逐渐成为美国的官方话语。克林顿在宣誓就任总统前夕的一次演讲中断言：“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事情发生。1996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美国看来，既然自由民主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实行自由民主政体具有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正义性”，在全球推进民主将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推论。美国的官方话语通过并且利用如是的学术话语权掌握国际话语权，继而推行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
第三，通过垄断话语解释权的方式操纵国际话语权。美国对“人权”概念的话语解释可以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实践。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在1948年由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世界各国在尊重和保护人权上达成基本共识。但是在具体操作的层面，许多国家对于人权的含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这其实属于正常现象，也恰恰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现实。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历史传承，或者来自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对“人权”的理解出现迥异乃至对立不足为怪。然而，美国的官方话语在对外传播中，把美国对“人权”概念的单方面理解强加于其他国家，把美式自由民主原则作为评判人权的标准。1982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人权政策声明”，其中提到：“美国政府认为只有民主国家具有最好的人权调节器……只有民主才是人权的唯一保证”。（老）布什总统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美国将寻求“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及经济和社会领域进步的最可靠的保证”。克林顿政府也有类似的官方表述：“走向民主是促进人权的最好保障”。如此一来，作为美国官方话语的“人权”词汇完全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工具。人权（即“人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官方话语的单边诠释下，已经与“民主”、“自由”等美式政治术语几乎等同。在谈论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时，“自由”、“民主”、“人权”成为美国官方话语的标准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