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汉古丽：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
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传一个东西，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