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清军虽然装备了部分西洋先进武器，但从组织形态而言仍是一支旧式军队。(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20日报道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乃至亚太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战争。今天，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教训：甲午之败败于“精神贫弱”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显然不是器不如人。我们通常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贫”和“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贫”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和“衰弱”。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内耗不已，国无统一意志。
清朝后期虽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王朝，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权斗不止，公开分裂为所谓“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是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作为牵制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即使国难当头，也仍在“窝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战先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的洋务集团，更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割据性。他们将各自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私产，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军队、地方势力各怀鬼胎，自成体系，国家再大，也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集中国家意志，不可能制定连贯的作战方针，不可能统一调配资源，不可能协调各方面力量。
其次，苟且偷安，不以倭人为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对此，清廷竟茫然无知。当日本倾全国之力，试图以“国运相搏”，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时，清廷却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既对日本军国主义必然扩张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又对日本疯狂扩军备战的动向缺乏警惕。
关于进军朝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坦承：“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然而，李鸿章却依然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指示在朝陆军“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强调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齐扑向中国。尽管它们之间常为分噬猎物相互厮杀，但在扩大对华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看到有人打头阵，其他列强可以跟着“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绝不可能为中国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窍的清廷竟然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当战争危机到来时，清廷手足无措，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自强自卫，而是乞求列强“主持公理”，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止日本。然而，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出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此评论：“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梁启超则说：“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谓一语中的。
第四，政权买办化，与敌暗通款曲。
从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祖宗基业”，有时还能全力投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但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不是一般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的买办性。
洋务运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它从一开始就始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迅速买办化，形成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他们早已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与洋人暗通款曲，内外呼应。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然而，当日军打上门来，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时，李鸿章竟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
第五，军队腐败，怯懦避战纵寇。
腐败政权治下的军队必然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多而杂的清军虽有百万之众，却无一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八旗军进关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早已失去当年骁勇善战的锐气。绿营兵专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为职事。在镇压太平军中起家的淮军、湘军等更是“兵为将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为国家。用国外大型先进战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是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靡。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军队建设上。整个甲午战争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溃不成军，竟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战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