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你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中国领导人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10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够了。什么叫"中国特色"？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4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3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3个钟头了。您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
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的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 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汪晖：10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10国加1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10+1的方案，10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10+3。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1000种语言。
汪晖：有1000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