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背后有很多因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人们因此把中国称为“学习型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角色，起到了其他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这是很多人最近关切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相关性。中国学习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具有相关性，中国仍然会继续学；只要新加坡经验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更相关，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受外在经验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仅是货物和贸易，更是各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说，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的“思想市场”。思想流通到哪里，那里就会受到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也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主动向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学习。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其次，在众多的国家中，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新加坡？简单地说，中国学习新加坡并非必然，而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几代领导层的选择。为什么？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尽管新加坡也是当时中国学习的对象，但其重要性并不突出。当时东欧的匈牙利和东亚的日本也是中国的重点学习对象。匈牙利是东欧共产主义中比较早就进行改革的国家，同样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参照匈牙利经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近代开始始终是中国学习的对象。邓小平复出不久就访问了日本。因此，学习日本不难理解。1978年邓小平也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习新加坡也不难理解。应当指出的是，1980年代初，已经退下来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被邀担任中国政府沿海开发区和旅游业的顾问多年。不过，在整个1980年代，新加坡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高度的重视，更多的是一个参照对象。
中国的新加坡热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因此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等都是其产物。为什么邓小平选择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解决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那就是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对深刻矛盾。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类型的情况。首先，在一些国家，经济在一定期间得到了发展，但有效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包括军人政治）和无序民主之间徘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直处于这种情况。其次，在另一些国家，有了秩序，但没有发展。这往往发生在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典型。再次，也有些国家，既没有发展，也没有良好的秩序。亚洲的斯里兰卡和缅甸就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少而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设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深化，经济改革所得到的成果也不会得到巩固。1980年代早期的重点是经济改革，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开始强调政治改革。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是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本身的天安门事件、事件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和苏联的分裂等等，使得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的发生本身，被普遍视为是激进民主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