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
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对新疆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低估的。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的原因，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近四年来，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变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1463.89亿元（石油工业增加值1386.17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51.36%，50年来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过石油工业增加值，即从资源大区转向经济大区的第一阶段，向追求效益、质量、环保的第二阶段迈进。未来新疆建构现代产业体系，要重点发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农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污染小吸纳就业多的轻纺服装工业。对消耗大量水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产业要非常慎重、科学规划、提高技术和环保准入标准，并在规模上适度限制，避免由于技术落后和开发粗放对新疆环境社会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
从地缘区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经济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角度透视，新疆经济重点为铁路、公路和航空产业。新疆还需要与央企等各类经济组织组建合资的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能源银行、轻纺和旅游产业等，因为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区别于现在的分公司，更利于增加和促进新疆本地的就业和税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众分享资源开发成果。
有观点认为，“新疆一些大学生由于没有就业和工作，他们迷惘、彷徨，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学生家长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焦虑之心不亚于学生家长。”我以为，如何建构体制和政策，可能是解决新疆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比如，在疆央企员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导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定等。
如果不改变“政策依赖型”思维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来主义”思想，全面实现新疆发展恐将成为空话。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新疆优惠政策越多，人愈加变得懒惰，实际上对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还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观念：一是由“单纯供给型发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费者主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向“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发展相结合”的转变；再次是由“聚焦疆内”向“以区内为主并开拓中西南亚市场”的转变；最后是由“注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相结合”的转变。
“交心为上”的思想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写到：“让教育之风，吹掉南疆妇女脸上的面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先辈从来没有遮盖过自己女儿们的脸，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尊重伊斯兰规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维吾尔的艾德莱斯服饰的确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动穿黑袍、蒙面纱。
从2012年起，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感觉。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交心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为核心，平等公正博爱，民族间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7世纪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华文明；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福乐智慧》把伊斯兰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当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契入并创新中华文明，这就是“交心为上”之思想。
近代历史上，封疆大吏杨增新口碑最好，可为“交心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维吾尔兄弟都称老将军，树大拇指。对宗教、杨是逢节去拜，随喜，宗教界也称赞。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也颇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的。吴从1936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最高机关委员长，中国民族专家。1945年初他对当地各名族领袖们说：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据历史的考证，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
我的解读是：吴忠信之汉、维哈同缘说可能未必科学，但其用心则是真切而诚恳的。他想以此来确认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出对兄弟民族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以抵制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潮。
“交心为上”需要确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从而强化民族间隔阂，最终起了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作用。
“交心为上”需要体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如果把恐暴分子与一个民族挂钩，没有信任和尊重，新疆问题只会恶化而不会谐和。按照“交心为上”的思想，把暴恐分子和民众区分开来，暴恐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
信任是交心的首要条件。近几十年来，新疆地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只由汉族担任的制度干部制度就是民族歧视的主要表现。从现代史上看，铁木尔·达瓦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过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而赛福鼎·艾则孜在上世纪70年代，更是担任过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少数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
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的状况。新疆的历史不应该是仇恨、暴恐、杀戮和战争的历史，“交心为上”，真正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卫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新疆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及其子孙要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