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手段发现真相
2013年，中央巡视组是如何诊出各地官场的问题的？这个疑问随着巡视信息的公开逐渐清晰。
根据巡视条例，巡视组有接访、到下属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和群众个别谈话等权限。而“个别谈话”，是巡视组使用率最高的巡视手段。
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向记者透露，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是担心“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有些干部对某个领导不满意，可是组织找他谈话了解这个干部情况时，他反倒说这个人的好话，好让他早点调走。”2014年3月4日，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俊莉对记者说。
中央巡视组也曾碰到这个怪现象。2004年12月3日，时任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发表署名文章《要解决不讲真话问题》称，“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说成绩的多，讲问题的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
为了问出真话，巡视组不得不广撒网，约谈大量地方官员。任克礼曾透露，巡视组每到一地，要和约200名地方官员谈话。
对省部级官员可“下沉一级”，到其曾任一把手的地方调查，这是巡视组发现真相的第二重要手段。湖北一名官员透露，中央巡视组在获得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可能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后，曾去其曾任市委书记的宜昌调查。
中央巡视组获得真实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来信来函和接待来访。
地方的应对与周旋
2014年3月3日，湖南一名接触过中央巡视组的官员向记者介绍，巡视组到达该省后，地方负责吃住和保卫工作，还派出专门人员帮助巡视组做联络工作，但不具体参与巡视，且需对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严格保密。
新华社曾报道过地方官员应对巡视组的策略，“一方面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对其隆重接待，表示要大力配合巡视工作，并提供一切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对巡视组的工作存有心理戒备，对一些情况有意识地加以遮掩，尽量展现其好的一面。”
“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领导，会找人打听巡视组的动向。”上述湖南官员说。
在中部某省，记者曾亲眼目睹了当地信访与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阻止试图向中央巡视组直接递交材料的当地民众靠近巡视组驻地。
早些时候，中央巡视组甚至会受到威胁和利诱。曾任中央巡视组组长的祁培文2008年曾透露，在某省巡视时有人给他写信，“一句话，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儿，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
2013年的两轮巡视中，没有巡视组受到威逼利诱的消息。但巡视者与被巡视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巡视组组长从已离开一线岗位，但尚未年满70岁的省部级（正职）官员中选任。与往年不同，为防止巡视腐败，2014年巡视组组长改为“一次一授权”，且并不固定巡视某省市，巡视结束，巡视组组长的任务随之结束。
“临时授权，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巡视腐败。巡视对象较长时间相对固定，被巡视方难免要想办法沟通和联系，给巡视工作带来阻力。”一名基层纪委书记说。
中央巡视组的入驻，给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调查获知，中部某省的省会城市，在中央巡视组到达后印发了《关于我市群众到中央巡视组驻地上访劝返工作方案》。
2013年6月4日至10日，记者在该市连续观察数日，发现每天该省各县市区都有大量信访干部守候在巡视组接访点外。每天下午，劝访的各县市信访官员比等候叫号的访民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