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制造业举步维艰，加之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为追逐高利润激进扩张，进入陌生领域、房地产市场；而随着货币紧缩，银行抽资或不续贷，为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高利贷，成为民间借贷链条的一环；然而，新产业尚未见收益，实业利润难抵民间高息，加剧了企业困境。
以2011年“老板跑路事件”代表人物、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为例，其在2008年靠银行贷款，由眼镜业转战光伏新能源产业；在货币紧缩后，被迫求贷民间，最终资金链断裂。
“民间借贷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彭冰教授解释说，“这个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利息’，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之后，很多行业产生不出足够的高收益，所以高利息很具有诱惑性；另一方面，现在的民间借贷很多是向陌生人借贷，陌生人的信任度差，有点风吹草动，债权人就会来催债，资金链容易崩坏。”
“并且，民间借贷的很多债权人都是私人，要债的方式不一定正规，甚至会有非法拘禁、暴力收债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民间借贷容易导致“跑路”的原因，“因为不安全。”彭冰教授解释说。“跑路的例子越多，大家信任感就越差，这是个恶性循环。”
同时，“这也暴露出银行对于民间借贷的满足不够，当然，理论上讲，它也不能全部满足。一方面民间的资金存银行，利息太低，所以大家需要找更多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存在企业在银行贷不到钱的情况。”彭冰教授接着说。
针对如何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建议，要让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
“在一些地方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把借贷信息登记下来，可以进行核实，就是阳光化。”黄震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规范化就是出台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的文件。”
3月2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法规。
“有了条例的指导、约束、监管，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此从‘地下’走到‘地上’，实现了契约化、理性化、规范化、阳光化。”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一力说。
对于此条例的实施，黄震教授也有相关的思考：
首先，条例和实施细则要遵守上位法，即地方立法一定不能违背国家法，需要以国家法为依据进行相关治理。
第二，民间借贷本身就是合法的，不需要地方立法来宣誓它的合法化。温州的借贷办法，是把国家已有的法律进一步细化的结果，让它更可操作，更有地方针对性。
“但是，立法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法律的执行。这部法的未来实施情况，是我们更关注的问题。”黄震教授表示。
“民间借贷”是大多美女老板们出逃的催化剂，除此之外，在20 个案例中，仍有7例是由其他原因促使出逃。因企业经营不善，拖欠支付工人工资而出逃的有两例。诈骗后携款逃跑的有两例。
剩下的3位美女老板都是“红顶商人”。刘迎霞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