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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扫毒存三大挑战 90%消费毒品来自国外

刚踏进2014年,即传出内地缉毒大案─广东3000警力打掉陆丰“製毒第一村”。刘跃进指出,包括海关、民航、出入境、交通等38个部门都是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全方位查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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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广东警方在陆丰博社村拘捕毒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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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在2011年10月发生的湄公河“105案”惨案后任专案组组长,深入缅泰边境并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将策划实施“105案”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抓获。  大公网1月27日讯 (记者 隋晓姣 )刚踏进2014年,即传出内地缉毒大案─广东3000警力打掉陆丰“製毒第一村”。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内地毒祸迎来新型合成毒品量上升、毒品来源多元化、运毒方式翻新等三大挑战,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禁毒局将採取打击和防范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重案侦查破获尽可能多的贩毒团伙,一方面在海陆空邮等各渠道开展全方位堵源截流。

  2013年,内地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8万名。刘跃进介绍,毗邻“金三角”、“金新月”等毒源地,国际贩毒集团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毒品中转站和消费地。同时,庞大的毒品消费需求也拉动了境内的製贩毒活动,目前国内海洛英的违法犯罪案件数和缴毒量均小幅攀升,而製造冰毒、氯胺酮(K粉)等新型合成毒品问题则很严重,製贩、消费均呈增多态势。

  东南沿海成滥药重灾区

  “原来内地毒品氾滥主要在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近年来毒品的滥用已不分地区,其中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即属毒品重灾区。”刘跃进指,毒品来源也变得多元化,过去毒品基本上是从“金三角”地区经云南进入国内,如今毒品重灾区多了“金新月”地区之馀,南美洲地区的海洛英、印度的氯胺酮、欧洲的摇头丸、东南亚的冰毒都从四面八方进入中国,可谓无孔不入。

  同时,毒贩运毒的方式也不断翻新,从主要通过陆路贩运发展为利用陆路、海路、空路、邮路等多种渠道全方位渗透。贩毒手段上,除了常见的人体藏毒、箱包藏毒外,通过物流快递渠道藏毒近年来明显增多,2012年仅在物流环节就缴获毒品2.3吨。此外,如今网上贩毒的猖獗也给禁毒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这要求禁毒的警种和网上安全的警种间能够相互配合。

  刘跃进告诉记者,目前内地消费的毒品90%来自国外,因此守住国门堵住四面八方的毒品源头十分重要。在主要机场和港口及陆路口岸,都有查缉毒品的机制和设备,禁毒局也定期与海关、民航、出入境等部门沟通,并协助部门培训查缉人员,以提高查获率。

  90%消费毒品来自国外

  在机场,通过X光机检测、警犬和查缉人员的判断来发现潜在运毒者。刘跃进说,运毒者和正常旅客的神态动作通常是不一样的,比如“人体运毒”,吞下一公斤毒品的人通常弯腰弯不下去,动作也比较不灵活,有经验的查缉人员会对其进行重点审查,很容易露出破绽。此外,对金三角、金新月、南美洲等重点毒源地飞来的飞机会列入高风险审查等级。

  刘跃进指出,包括海关、民航、出入境、交通等38个部门都是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全方位查缉毒品。在国家禁毒委的跨部门沟通协调下,这些部门有经常性的培训沟通、情报转递机制,以形成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此外,对易製毒化学品的管理也是“堵源”的重要环节。刘跃进说,对于易製毒化学品及相关化工企业,各部门亦从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进行全流程严控,让毒贩“无米下炊”。

    毒犯变换毒品成分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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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在刘跃进办公室的墙上,挂著他押解糯康回国的照片/记者隋晓姣摄

  截至2013年12月底,内地登记的吸毒人员达247.4万人,其中滥用合成毒品的有108.4万人,佔43.8%,3年内未发现復吸的仅有88.8万人,佔35.9%。刘跃进说,不少犯罪分子通过变换毒品成分来逃避法律监管,经过变化后,这些物质对人体的毒害作用并未消减,这些非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目前在国际上被称为“新精神活性物质”。

  隐形“瘾君子”增

  刘跃进说,相比传统的海洛英等毒品,吸食合成毒品的检测难度更大,因此现在尚未被查获的隐形吸毒者数量也很可观。“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职业层次较高的人,如白领、公务员、大学生也开始吸毒,主要是吸食合成毒品。”

  刘跃进说,全国一年缴获的毒品能达到五六十吨,而根据刑法规定,贩运50克海洛英即达死刑标准。而其中最棘手的是尚未列入法律监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些非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要造成较大的危害和氾滥才能被列入管制,在这方面禁毒局积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等部门沟通,争取让这些“新品种”尽快列管,但这也要经过严谨的调研、立法过程,快的话要一两年,慢的话则要花上两三年。

  2006年曾经因静脉注射海洛英而被强制戒毒的刘芳(化名)深信自己不会再碰毒品,时隔六年,她却因为吸食冰毒再次被抓。“当时主要是因为我对冰毒认知不足,以为不会像海洛英那么上瘾,自己可以想不吸就不吸。”

  因破获湄公河惨案、打掉“糯康集团”而声名大噪的刘跃进则对认知不足所导致的毒品滥用相当痛心:“现在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并不把吸毒看成多‘丑’的事情,更不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甚至不少年轻人的圈子里有扭曲的价值观念,认为不会吸毒是‘土老帽’。很多人对毒品危害身体危害家庭缺乏认识。”

    推进社区治疗戒除心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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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在“向日葵”治疗社区接受戒毒的“家庭成员”们正完成小组活动 记者隋晓姣摄

  在重拳出击堵源截流遏制毒品氾滥的同时,禁毒局还从加深人们对毒品危害的认知、对吸毒群体全面禁吸戒毒等角度切入,以减少内地对毒品的需求。在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的隔离戒毒中心记者发现,吸毒者都十分后悔当初沾染了毒品,但屡次戒毒和復吸,让他们对彻底戒除毒瘾有所担忧。

  “来到我们这里,生理脱毒很容易,难的是让他们心理上不再去想毒。”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隔离戒毒中心副科长郭晓青告诉本报记者。

  为了对戒毒人员进行有效的心理辅导,2003年隔离戒毒中心将美国TC治疗模式与隔离戒毒模式相结合,创办了“向日葵”治疗社区,让戒毒者自己管理自己,进行“同伴教育”,在“家庭成员”相互帮助和关心的氛围下给戒毒者主动创造、承担责任的机会,为回归社会做心理上的训练。

  “社区实行拟社会化管理,在这里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有等级清晰的分组。她们在这里有自己的职能工作和职能任务,相互制约、相互管理。”郭晓青说,为了锻炼戒毒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对每个组别的人都有相应的考核监督机制,做得好可以升组别,犯了错则要降回低组别。组别越高,特权越多,而这里的特权主要是打电话。

  培养责任感助回归社会

  “通过这种轮换锻炼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组别待遇不同她们的心理也会有落差,这能调整她们的心态。各司其职则是锻炼她们的责任感,做不好要承担责任,接受社区的小处罚,比如当着所有家庭成员的面道歉。”郭晓青说,“向日葵”社区既锻炼戒毒者的服从、守序能力,也培养她们的责任感和承受能力,帮助她们顺利回归社会和抵御毒品的诱惑。

  谈到强制戒毒和“向日葵”社区戒毒的区别,先后接受过三次戒毒的刘芳告诉记者,在强制戒毒的环境下,大家更多是在被动接受,戒毒的愿望并不强,私底下还会交流一些负面的东西。但在“向日葵”社区自我管理的环境下,大家会主动反思和成长,戒毒的决心更强。自己在帮助新来的“家庭成员”康復接诊时,常常想起被自己伤害过、却一再选择相信支持自己的妈妈,觉得不能再辜负她了。

  经过三次戒毒,有没有信心不再去碰毒品?刘芳坦言,“我有信心,但也会有点担心。现在戒毒成功了,但让我一辈子不去碰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我想的是,出去后今天就坚持今天不去抽,第二天再想明天我不再去抽,能坚持一天是一天,但我想去坚持。”刘芳说。

    内地香港禁毒合作无间

  “跨国跨境是毒品犯罪最显著的特徵之一。”刘跃进指,“作为国际自由港,香港一直深受国际毒品犯罪之扰,不少国际贩毒集团都经香港转运往内地的毒品,加上如今香港和内地经贸高度一体化,两地的毒情几乎融为一体。”刘跃进介绍,目前内地警方和香港警方在打击毒品犯罪上有非常密切的线索分享、情报传递及联合办案合作机制。“两地在打击毒品犯罪领域的合作是无条件、无间隙的。”他强调。

  但两地的法律制度差异却使香港成了部分毒枭逃避打击的避风塘。“因为两地法律制度不同,内地掌握香港毒贩的贩毒证据,想让香港把嫌疑人移交过来一併处理往往很难。除非香港警方也掌握了他在香港的犯罪证据,否则他就会逍遥法外。”刘跃进指,正是因为两地法律制度的差异,让不少毒贩打擦边球,躲在香港遥控指挥内地的贩毒行动,希望两地未来能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移交的相关协议,进一步形成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 责任编辑:郑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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