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批斗的“走资派”
回国时，傅志寰等人都拿到了毕业分配申请表，他在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是每一个留学生的心声，国家培养了我们，理应回报。”傅志寰说。
傅志寰被铁道部分配到湖南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当时建所才两年，位于距市中心5公里外一个叫做田心的小镇上，条件不佳。一间大办公室里摆十几张桌子，电话必须通过接线员才能接通。因为通话效果不好，打电话要对着话筒大声吼，一个人打电话，全屋子跟着一起听。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缺粮食，很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家的眼睛都盯住了单位食堂，常为碗里的饭少了一点与炊事员发生争吵。”打饭时，傅志寰总是按照在苏联的习惯，买完饭说声“谢谢”，结果有一次卖饭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以后不要再说谢谢了，别人还以为我多给你打饭了。”
当时我国的电力机车是按照苏联的图纸试制的，苏联同类型产品也正在试验阶段，技术并不成熟。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中苏关系紧张后，负责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撤走了，技术难题留给了傅志寰这样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
“那时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办公室、试验站晚上灯火通明，从零部件技术攻关做起，整整苦战了10年，成功研制了韶山1型、2型、3型电力机车。”在技术攻关中，傅志寰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室的负责人。
傅志寰也在这段时期恋爱、结婚。妻子叫唐曾妍，本来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和傅志寰在一起，选择了条件较差的株洲。但“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他们。傅志寰被划为“走资派”，但因为级别低、“民愤”不大，没有成为斗争的重点对象，被批斗了7次之后，下放车间劳动了事。唐曾妍却祸从口出。她在学习会上发言：“我们每天都在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身体还是不好。”结果当晚就被隔离审查。她的二哥从北京来看他们，一下公共汽车就看到铺天盖地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唐曾妍”。因为担心造反派抄家，傅志寰把结婚前写的书信一把火全烧了。
下放几年后，傅志寰终于获得“解放”，先后当上研究所革委会生产组组长、副所长。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傅志寰带领同事们埋头苦干，又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回顾在株洲工作的23年，傅志寰说：“想想看，天上飞的是空客、波音，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但铁道线上奔驰的是韶山型机车，地地道道的中国品牌。能为中国铁路电气化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很骄傲。田心是个小地方，但它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也是我奉献青春的地方，那里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是我最留恋的土地。”
“毛主席派人来”
1984年元旦过后，傅志寰离开株洲，调入铁道部科技局，5年后，他又调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在此之前，傅志寰一直在科研单位和机关工作，与生产一线接触不多，这次调任给了他一个熟悉铁路运输工作的机会。
哈尔滨铁路局管辖范围内有7000公里的铁道线、25万名职工。管区内冬季气温低，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要管好这样大的一个铁路运输企业，对傅志寰来说是严峻的挑战。
上任第一年，老天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年冬天冷得出奇，哈尔滨气温少有地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那里的蒸汽机车一旦遇到温度低，就‘烧不上汽’，不但没劲，还常常引发列车坡停事故。机车乘务员在这种季节里也是最遭罪的。”傅志寰对记者说。
绥化至佳木斯是一条繁忙干线，坡道又多又陡，对司机的技术要求很高。那一年的大年三十，风劲天寒，一趟货物列车停下后，趴在原地动不了，造成全线瘫痪，原因主要在于严寒下机车马力下降。但也有职工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当时干多干少一个样，司机难免有怨气。停下挡道的列车必须开走，司机却报告说自己无能为力。情急之下，负责临阵指挥的分局长李凤岐在调度台用无线电话吼了一嗓子：“哪位司机是共产党员？！”一名司机自告奋勇开走了挡道的列车，这才疏解了全线。这件事让傅志寰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大水冲断了滨绥线，一列客车进退两难，在荒野停了两天，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没饭吃，没水喝。全靠30多岁的列车长组织乘务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担水、买米，千余名旅客才安定下来。线路开通后，在旅客面前表现刚强的列车长，一见到傅志寰就哭了。
另一方面，傅志寰得以广泛地接触社会。刚到哈尔滨时，一名“文革”期间曾受过冲击的职工闯进办公室，要求落实政策。傅志寰解释，因为自己初来乍到，需要时间了解情况。上访者认为他在推脱，怒气冲冲地把办公桌上的电话和茶杯摔在了地上。“这样的事我之前从未经历过。事后自己反复思索，觉得尽管上访人员的做法欠妥，但对他们的问题不能回避，应该妥善处理。后来铁路局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傅志寰说。
“同一件事情，我听到的反映有时候却是不同的。有人说，自己做了什么，旅客如何满意，而旅客却不认可。我相信谁呢？私访是一种方式，能看到真实情况。”傅志寰说。
然而有些基层工作人员也有对付的办法。某些大车站，一旦发现有领导出现，就播放歌曲《毛主席派人来》。稍不留意，行踪就暴露了。私访时，傅志寰常常只带个秘书。
“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的两年，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没学到的东西，相当于又上了一次社会大学。”傅志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