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刘晓川
近日，衡阳贿选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人说，这恐怕是地方人大选举的“冰山一角”——没有披露或者比这个严重的还有很多。也有人说，这或许是民主转型国家不可避免的一步。
对于该案例，我们首先要问：贿选如此猖獗，是否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直接相关？假如日后人代会的地位显著提升，贿选是否能够避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考虑2个方面。首先，按照当前我国人代会“橡皮图章”的地位，很多人会认为，即使贿选了，对我的切身利益影响也不大，因为鲜有一项提案能够成功地被人代会否决。因此，很多人觉得，同贿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相比，其他收益微不足道。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才会有多达56位省人大代表是通过贿选当选的。
其次，根据选举法第二条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换言之，湖南省人大代表要由衡阳市人大代表选出。同直接选举相比，这意味着，贿选的难度将会大幅降低——搞定多数选民同搞定数量有限的人大代表相比，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即使有一天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大幅提升（类似于西方的议会），贿选就会彻底杜绝吗？
成熟民主国家，经历过贿选的不在少数。19世纪末期，德国刚刚放开选举之时，各个政党有多种手段操控选举。比如，通过选票的形状，直观地区分选民投票的意向；通过雇主克扣工资、辞退员工的权力施加压力给选民，诱使选民支持某个政党。而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高中语文课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更是揭示了美国建国初期美国各州选举的黑暗。
转型民主国家和地区，“选举失效”问题则更为严重。从台湾人两次信任阿扁、到2012年俄罗斯大选普京高的离谱的得票率、再到东南亚国家无法逃避的“家族政治”“裙带资本”，虽然不能把问题全部归结于贿选，但贿选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认为：因为贿选如此的严重，我们就应该限制选举、回到“任命一切”的时代呢？其实上文已经给出了答案——委任制背景下，搞定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搞定了一切，此时“贿选”就变为了“跑官”。而只要决定权在选民手里，贿选永远只是暂时的——这次他为了短期利益而投了违心票，当他感受到利益受损之后，下回他一定会倍加珍惜自己手中的这一票。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我国选民手中的选票，重要性远远小于接受贿选所带来的收益。
衡阳贿选事件再次揭示了当前我国转型时期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体制如何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当前，只有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提升直接选举的重要性、给予选民更多的实践机会，才能在不久的将来从根本上杜绝如此严重的贿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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