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不仅是中央首次举行对新型城镇化进行顶层设计的专门会议，时间上更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交。此举至少鲜明地释放出了两个信号：一是中国新领导层对城镇化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二是城镇化在全局经济工作中佔据了特殊重要位置。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城镇化率低于30%时，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当在30%至70%范围内将呈加速上升态势，快速发展，经济腾飞；当达到70%后又趋于平缓，重在更新完善。中国如今城镇化率已超过50%，且经济拥有世界第二大的体量和7%以上的增速，城镇化堪称处于快速上升的黄金时期。
早在新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曾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的确，城镇化已经被作为中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抓手。农民的市民化带来的消费需求，以及城市建设拉动的住房、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将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从而激活发展潜力和动力，对GDP增长形成有效支撑。而另一方面，横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制藩篱、区域差距、户籍壁垒、环境资源瓶颈等，则对决策层提出了严峻考验。今次城镇化工作会议表明：决策层做好了将“火车头”开上良性快车道、直面各种挑战的准备。
就政策安排而言，中央此次可谓是“开绿灯”与“划红线”并举。“开绿灯”方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降低或取消门槛，重点解决农民落户城市问题，以避免土地城市化而人没有城市化的问题，避免出现“闲置农民”和“二等市民”；在地方债发行、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方面探索松闸，以解决资金问题。
同时，严格划定了生态红线、土地红线、能耗红线、特大城市开发边界，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杜绝污染、拥堵等“城市病”，杜绝盲目扩张的“造城大跃进”，杜绝缺乏人口和产业聚集的空心化“鬼城”。使得城镇化率能够与工业化率有序衔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另外应当看到，城镇化也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发挥改革对城镇化的引擎作用，下大力气化解体制障碍，以城镇化为契机切实推行户籍改革、土地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螺旋式交替前进。
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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