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反思“文革”的公开道歉，让多年来始终远离喧嚣的陈小鲁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他说自己是个追求自由、不说违心话的人。而这种性格，也让“变道”成为他生活的常态：离开野战军、探索政改之路，最终又从体制内“出走”投身商海
原标题：陈小鲁的“变道”人生：走出体制，投身商海
雨儿胡同的一端是热闹非凡的南锣鼓巷。初冬，时尚前卫的年轻人神采飞扬地从这里走过。一路向西，愈走愈寂寥，恍然从现世堕入历史的尘烟，齐白石故居、罗荣桓旧居、粟裕旧居静静留守在此。
除了齐白石故居有大字牌匾外，久居于此的居民都不太清楚共和国两位开国元勋曾经在此居住，在路人眼里两处旧居不过是“31号”和“33号”普通民宅。同样，对于住在“33号”院的陈小鲁来说，平静的退休生活替代了以往荣辱沉浮的一切。
“是你们媒体又把我推出来了。”陈小鲁说，自己不谈政治已经很久。
今年8月，陈小鲁就“文革”行为的道歉信流传于网络；10月7日，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师郑重道歉。一段狂热的历史再次被深度触摸。
陈小鲁，陈毅之子，曾是“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只是，他并没有在“造反”的道路上走太远，第一次思想上的“变道”就出现在“文革”初期——逃离疯狂乱世，走向了军营。
或许是追求自由、不说违心话的性情使然，“变道”成为陈小鲁生活的常态：离开野战军、探索政改之路，最终又从体制内“出走”。如今则是身已下海，心却上岸。
“文革”：就是窝里斗？
“至今我对主席依然非常崇敬。”提到毛泽东，陈小鲁更习惯称“主席”。他坦陈，现在自己看待毛主席已经比较客观了，但年轻时对毛泽东的崇拜曾一度达到迷信地步。
“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毛泽东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把教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的内容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陈小鲁在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陈小鲁说，实际上他在政治上“开窍”比其他干部子弟更晚一些。“我的政治启蒙不是来自于家庭，父亲在家里从来不讲党内的事情。”陈小鲁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小鲁正在读高三。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全班同学高兴得把书都扔了。
“父亲跟我谈了一次，告诉我，外交部的事我不要管，不要问。我们学校的事，父亲也不管，也不让我跟他讲。”陈小鲁和时任外交部长的父亲陈毅算是“划清界限”了。
从“文革”一开始，陈小鲁就成为学生领袖，和所有中学生一样，他们都被这场全国性运动大潮所裹挟。这是时代强加给这代人的“使命”——奉旨造反。工作组进学校，让陈小鲁给老师们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今天他解释说，娘和子是一家人，当时是要破除师道尊严，动员老师造校领导的反。
工作组走后，各个学校效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陈小鲁说，当时他不想进“校文革”，要同学们不要选他，但他却以1100多票当选主任，只差20多票就全票通过。
在“校文革”期间，陈小鲁挑头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情势失控了。一群学生冲上去痛打教育局干部和学校党支部书记，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陈小鲁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之后，他举起红卫兵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回忆道。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陈小鲁当年公开反对“武斗”。在他当“校文革”主任时，学校死了不少人，有自杀也有被打死的。看着学生随便打人，陈小鲁开始迷茫：文革就是窝里斗？
“西纠”：惟一不造反的组织
“那个时候，红卫兵普遍有一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舍我其谁的张狂劲。”陈小鲁说，自己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此类想法。
1966年8月，陈小鲁开始反思。
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打倒。罗瑞卿、彭真等，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看着老干部一个个“落马”，陈小鲁觉得不理解，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这句话也成为陈小鲁质疑“文革”的依据之一。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做法，到现在为什么又出来了？”陈小鲁说，当时并不是在质疑毛主席，只是觉得不对头。
造反有理，在陈小鲁看来缺乏阶级分析，“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也有理吗？”
在采访陈小鲁的过程中，他反复提到“理论依据”这四个字，即便在文革当中，他说自己也是依此行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就明确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没有参加红卫兵。”陈小鲁说，红卫兵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建议换成毛主席诗词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委婉地表明了态度。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没有人通知他参加，因为陈小鲁不是红卫兵。
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要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陈小鲁没有参与。但八中的同学从现场回来告诉他，总理讲了，中学生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也管不起来。希望红卫兵联络站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十六条里说要自己教育自己，我就提议建立西城纠察队（本文均称“西纠”）。”陈小鲁建立“西纠”的初衷就是维持秩序，匡正红卫兵的行为。他和同处西城区的四中、六中的朋友一拍即合，决定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个优秀的红卫兵，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事实上，“西纠”的司令并不是陈小鲁，而是孔丹（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宣传部长是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我们都没有想过争权，真没那么复杂。”陈小鲁表示。
陈小鲁告诉记者，“文革”中成立的所有组织都是以造反为目的，除了“西纠”。“西纠”成立也是他对“文革”的第一次反思。
“把西纠与红卫兵暴力画等号，我觉得这不对。”陈小鲁说，如果说在8月31日毛主席在金水桥前被狂热的学生围困时，有“西纠”队员拿出皮带打出一条出路，解救了中央领导人，那确实是使用了暴力，但也是情不得已。陈小鲁认为，暴力并不是“西纠”的主流。正是因为他认为红卫兵的行为已经出格了，才组织起来让红卫兵自己教育自己，算是一小群青年人对左倾路线的抗争。
陈小鲁回忆说，在“西纠”他参加的一个大行动就是在北京站调度红卫兵。“红卫兵当时不可一世，别人管不了他们，周总理就要求我们去维持秩序。”陈小鲁说，“西纠”和“东纠”联合执勤，轮流把守大门，困了就在车站大厅搭地铺，没有和红卫兵发生任何暴力冲突。
“十一”庆祝活动，陈小鲁带领“西纠”执行调度任务时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得到了戍卫区某师长“向红小将学习”的鼓励。而到了11月份以后，陈小鲁察觉到风向不对了。他从朋友那里得知，谢富治嘱咐儿子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陈小鲁有点明白了，上头对“西纠”不满意了。后来，“西纠”解散，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认可。另一派则转而对抗，参与了“联动”。
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茫，主动要求下工厂劳动。在大山子的738厂，他没有用真名，化名“陈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