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