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安全现状
文章涉及的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安全，关于它的内涵在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从广义上讲，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认同、语言符号、宗教信仰等免于威胁的状况。从狭义上讲，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认同、国家形象等免于威胁。两者的区别是后者内涵局限于政治文化，而前者内涵则更为宽泛。结合当代中国的宏观文化结构，目前国内的文化安全突出表现为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民族传统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受到了来自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挑战。
从国际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未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攻击和颠覆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它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侵蚀从未停止过。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多次修订，至今仍在使用的《行事手册》（又称为《十条戒令》），其中第一条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④
从国内来看，除了西化思潮与西方和平演变相呼应外，还出现了新儒学等思潮，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破坏了儒家思想的道统，使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它认定，在当代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⑤这些现象和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并不安全。
价值观文化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入了市场经济，也就吸纳了西方文化形态的长处和优势。从文化价值方面看，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吸纳，必然引入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文化发展模式：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其中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伴生，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中国，从封建社会的群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都强调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社会本位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西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等价交换原则代替了大公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对个人来说，见利忘义不再受到谴责，见义勇为反而引起误会，个体的个性自由得到了张扬，社会公德却被忽视，“范跑跑事件”引起了公德伦理的争议，“郭美美炫富”引发了红会公信危机；对经济主体来说，为了追逐物质利益，罔顾社会责任，践踏社会公德，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不断出现，这些价值危机的负面现象若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公民将会出现价值迷茫，整个社会将失去价值向导。
传统文化安全。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更是民族的身份名片。从民族精神的角度看，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格和精神风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如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尚德务实、重义轻利、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市场经济的引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德受到了冲击，“向前看”变成了“向钱看”；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等封建糟粕重新沉渣泛起；家庭美德正被异化，“养儿防老”，正演化为“养老防儿”，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民族美德正受到西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销蚀，东西方“两个老太太”的故事成了消费主义的有力证据。
从传统节日的角度看，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传统文化给了我们同样的生活习惯，让我们过着相同的传统节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腊八等，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现着美好的民族理想，凝结着深厚的民族情感，承载着绵绵的民族血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传统节日受到了西方文化节日的巨大冲击。在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价值观渗透的图谋下，在节日经济红利的利益驱动下，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等迅速登陆中国，“过洋节”成了青少年的时髦，而极具教育意义的传统节日却被忽视。
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保护
集体主义保护了意识形态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集体主义的文化理念。简而言之，公益优先的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种方便的比喻，文化基因是指特定文化现象之中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而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这种理念精神就是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保护作用，体现在它的自私性特点上。基因的自私性是说基因都是利己的，每个基因都只复制自己。例如植物要尽力散布自己的种子，动物要努力地繁衍自己的后代。同样，集体主义文化基因也有自私性。它要本能地排斥和批判个人主义文化，复制集体主义文化，这样它才能发扬壮大。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机体里，扮演的就是人体内免疫基因toll基因的角色。在1995年德国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哈德因在果蝇体内发现了一种toll基因而荣获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而在2011年10月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因为发现了该toll基因具有免疫功能而成为生理学诺贝尔奖得主。这种toll基因在人体的两道免疫防线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人体的第一道免疫防线（先天性免疫）中，它扮演着免疫应答感应器的角色，起着“监视与识别各种不同的病原菌、抗御和限制病原菌对宿主的伤害”⑥的作用；如果入侵者冲破了第一道防线，进入了家门，在人体的第二道免疫防线（获得性免疫）里，toll就直接参与第二道防线的战斗，激发T细胞产生免疫应答，“制造出抗体和‘杀手’细胞等‘武器’，消灭已被感染的细胞及‘入侵者’”。同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基因里，集体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它尽可能地传播和复制自己，宣传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无产阶级文化观，而且同时它还兼具toll基因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