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绝一切关系
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县医院的大会议室内，召开了批判大会。五花大绑的方忠谋被带了进来。
张红兵走上台发言，讲了一个小时。事前，他和父亲商量过，认为这是一个公开说明情况和表明态度的机会。
母亲就跪在前面，背对着他。“我没有当她是母亲，她就是一个可恨的、连累了我的命运的阶级敌人！”
在他发言期间，母亲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跪的时间太久，到后来她支持不住了，几乎要歪倒，有人走过去把她扶起来。
发言完后，张红兵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人员跟着他一起呼喊。
散会后，张红兵觉得心情放松下来。“我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看守所派人来家里，替方忠谋要零用钱，取换洗衣服，张月升没有给。他给方忠谋写了一封信，宣布跟她脱离一切关系，不准她再来要钱物，并告诉她，全家人恨不得把她“一口一口咬死才解恨”。
4月5日，方忠谋在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上写了一个“准”字，在离婚申请上写了“同意”二字。
因政治表现不错，张红兵被学校推荐到县“三代会”(贫下中农、工人和红卫兵代表会)的“革命大批判队”。在那里，他看到了对方忠谋反革命案的案情介绍和判刑意见征集表。反馈回来的意见，全都是“死刑”或“枪决”。
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做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当年任县人保组审判组组长的魏联保，对此事仍然印象深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案子几乎不需要审理。“太明显不过了，攻击毛主席，当年肯定是死刑。”
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死刑布告经常出现在固镇街头。孔繁玉当年在县人民武装部工作，执行死刑时，开着摩托车在行刑队前领路。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方忠谋是该县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
一审判决下达后，方忠谋不服，上诉到宿县专区公检法军管组。该组维持原判，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
执行
张红兵永远记得，执行死刑的那一天，灰云低垂，冷风袭面。
去，还是不去？他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真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永远不去想‘反革命母亲’这5个字。但是做不到。”
最终，他去了公判大会现场，但坚决不去刑场。他无法直面那血淋淋的一幕。
1970年4月11日上午11点多，在固镇县“五七闸”南侧百米远、固镇至五河公路拐弯处，44岁的方忠谋被执行死刑。
当天傍晚，岗寺公社党委书记安广珠找到方梅开，通知他安葬姐姐的遗体。他答道，他们姐弟俩每人床上只有一条席子，多一条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去安葬呢？
最后，由县看守所组织了几个在押人员，把方忠谋的遗体埋在了刑场附近山芋地的洼沟里。
几天之后，方梅开经多方打听，找到了行刑地点。草地上，还残留着一摊干涸的血迹。他又找到了大姐的坟。那是一个一人多长、与山芋垅齐平的土堆。
他在坟前跪下，磕了头，一直站到天黑。“我在心里一直和大姐说话。我责备自己，我没有能力救她。”
从此，方梅开频繁地做梦。他听到姐姐的声音，就好像从一个涵洞里传来，一直喊他的名字，但他怎么也看不到她。
张家人从没有打听方忠谋的后事，也再未主动谈起她。
1970年10月，张红兵和弟弟作为知青和黑五类子女，下放到该县连站公社劳动，之后招工回城。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张月升与固镇区卫生院一位素不相识的清洁女工结婚。3月，他调到相邻的五河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在这任上干到离休。
平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
一夜之间，张红兵的政治信仰崩溃了。1976年底的一天，他走上刚竣工通车不久的五河县淮河公路大桥，想往河中一跳了之。
1978年春节前，方佩兰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她的一个同学写来的。这个同学在宿县地区检察院当司机，他听检察长说，方忠谋这个案子没有人申诉，复查没法办，遂自告奋勇通知家属。
方梅开去五河找张家，讨要写申诉的材料，没想到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张月升说，现在你去大街上喊‘打倒毛泽东’，如果没有人管你，那你就可以写。”
1979年秋的一天，张月升下班回家，带回了一本名为《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勇事迹》的书，对张红兵说：“方忠谋与张志新非常相似。”张红兵迅速看完后，说了一句：“当年妈妈是对的，是我们错了。”
10月20日，方梅开再次来五河找张家父子，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张红兵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主要是我断送了母亲活生生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我悔恨，我痛心，无地自容……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刷掉母亲脸上的血污；而我犯下的罪过，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
他开始为母亲写申诉材料，边写边哭，彻夜不眠。11月17日写完，分别邮寄给县、地、省法院。
那一晚，他开始梦见母亲。“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梦见妈妈。她不和我说话，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就消失了。”
1980年春天，孔繁玉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去方忠谋专案组报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省里曾希望把这个案子做成“安徽的张志新 ”案，后因县里阻力太大，不了了之。
7月23日，宿县地区中级法院对方忠谋案作出再审刑事判决，认定：“方忠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长期被揪斗等，致使造成严重的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原一、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家属的继续申诉下，1987年10月，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剔除了平反判决中关于方忠谋“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部分。但亲属请求追认其为烈士、中共党员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应。
80年代里，张红兵开始在职学习法律，之后取得了律师资格，目前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每说到一个情节，总会出示日记、检举揭发材料副本等，他对跟记者的交谈甚至饭桌上的聊天，都进行录像、录音。
1993年到2003年，张红兵作为舅舅的申诉代理人，两次自费对外公的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根据他查到的中共党史资料，外公方雪吾曾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方雪吾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
此外，土改时，方全家6口人，只有两间草房、5.3亩佃田，远够不上地主标准。
2003年，张月升去世。方家姐弟专程前来吊唁。“我们早已原谅他们了。但是一想起往事，心里还是不能平静。”方梅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月升生前没有说过，对检举之事是否后悔。但1980年6月4日，他曾对两个儿子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认为反对毛主席那还得了！现在看来上当了！”
张红兵从不对媒体公布弟弟的名字。他告诉记者，弟弟对他申请将母亲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努力很支持，对他公开忏悔持有保留的支持，但不希望在媒体上过多曝光，以免给儿孙造成负面影响。
张红兵用“狼孩”来形容自己，用“弑母”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把家里的书房命名为“忏悔居”，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忏悔录》，对外界的评头论足甚至恶毒诅咒安之若素，仿佛捐了一条供千人踏、万人踹的门槛……但是，在梦中，母亲仍然没有和他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