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我愿意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有种的你就来吧”，原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如此回应”有人想起诉中国前领导人”的问题。这是他在回答欧洲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的。而这位曾经负责与达赖谈判的官员已经不是第一次说狠话了。
2010年2月，时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朱维群曾以“一是无礼，二是无利”回应奥巴马会见达赖的传言。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会说“狠话”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也逐步从高层延展至基层。“狠话”也成了评价官员有个性的一个指标。
若是列一个中国官员“狠话”榜，那么“经济沙皇”朱镕基肯定能位列前茅。这位总理又太多令人津津乐道的“狠话”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段朱镕基自我鞭策的狠话已经成了经典。能够与此并列的还有朱镕基谈反腐的“棺材论”，“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朱镕基引起铁腕的手段以及在打击贪腐上的名声，一直被视为一个“狠”角色。而这种狠对于家人也不列外。据《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记载，朱镕基还曾对他侄子放过“狠话”。 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时，当着自己堂兄朱经冶的面，对他们、时任上海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的儿子朱匡宇说：“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朱镕基果然说到做到，在上海的四年里，朱匡宇没有动过职务，也没动过职位。
中国领导人放“狠话”也是有传统的。自中共建政时期就有这样的传统。由于当时中国正在塑造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有关外事上的“狠话”也说的最多。
在建政初期，毛泽东为了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态度，曾通过文章的形式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放过“狠话”。“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不过这篇“答记者问”，并不是由毛泽东自己亲自发表的，而是以新闻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出来。
在与美国剑拔弩张的时期，周恩来也曾向美国放过狠话。60代初，由于大陆经济困难，美国觉得有机可乘，积极支持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当时中美正在波兰秘密接触，周总理指示我方代表警告美国：“如果台湾胆敢反攻大陆，反攻大陆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日！” 美方立刻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
在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问题上，中国的官员们最爱放狠话。
在中英进行有关香港主权问题的谈判时，邓小平也曾对撒切尔夫人放过“狠话”，“中国人穷是穷一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事实证明这句“狠话”还是有些作用的。在是次谈判之后，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是摔了个跟头。要知道，此前挟马岛战争的胜利，这位铁娘子是何等的趾高气扬。
对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情况，邓小平也曾旁敲侧击的说过“狠话”。据《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披露：1983年3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小托马斯．奥尼尔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用什麽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麽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1990年3月，当英国就香港问题给中国施压时，江泽民表示：“中国人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要想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中国对此极其反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有人曾酝酿花十亿英镑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十亿，就是一百亿、一千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除了在外事场合放“狠话”外，一些负责敏感、艰巨领域工作的官员也爱放“狠话”。而这些“狠话”也被民间视作气度和个性的体现。
担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就是一个敢说“狠话”的官员，这或许与其面临的艰巨的安全生产形势有关。 李毅中被广为传诵的狠话很多。“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李毅中曾如此怒斥黑龙江七台河矿的主要负责人。
“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魄”。“对党员干部，要让其受处分，丢帽子；对职业经理人，要罢免其任职资格，丢位子；对黑心矿主，要让其倾家荡产，丢票子”，李毅中曾如此向全国３６名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地市领导表态。
担纲中共反腐重任的纪委官员们也是爱放“狠话”的。譬如此前曾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就曾在内人放出过这样的“狠话”，“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