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
时间来到2009年3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竞争上岗考核，以推荐、笔试、面试的形式，对十个处长、十八个副处长和十八个处级检察员岗位进行公开竞争，时任政治部主任严奴国担任竞争上岗办公室主任。此时，张旭民所在的巡视组已被撤销，分流到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这被视为闲差中的闲差。不甘寂寞的张旭民决定参加竞争一个处级岗位，他是报名者中唯一竞争平级岗位的处级干部。
60人报名参加处长岗位竞争，按照规定，推荐、笔试的前30名入围面试。在300名副科以上干部以无记名民主推荐中，张旭民得了37票，笔试成绩75分，排在40名之后。但张旭民自己估计，他的得票数应在一百张左右。他向投过他票的同事征集签名为其作证，待签到20多个时被领导叫停，通知他政治部将启动复核。
他向院党组提出口头申诉，要求公开选票，“开始凭的是职业敏感。”张旭民说，他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颇为自信，早在2001年，单位推荐省劳模时，17个支部投票，他得了12票。
张旭民找到时任检察长反映选票情况。检察长告诉他，按程序规定，政治部应有一份计票汇总表，上面记录每个参与者的得票总数，有政治部副主任、监察处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签字，可供查证。
但严奴国却对张说，汇总表已经与推荐票一起密封了。张旭民又分别找到有权力在计票汇总表上签字的三人，只有监察处长承认在汇总表上签过字，但并未留意具体票数，其余二人都明确表示，没有在汇总表上签过字，其中一个人，当时并不在计票现场。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表格与签字问题，都纠结不清，张旭民决定，向院党组正式提出申诉。严奴国劝他，正值领导变动，这样可能引起混乱，要考虑后果。张旭民生气地回答：“那从现在开始，我公开举报你。”
当年6月，新任检察长上任，张旭民再次提出申诉，还将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委组织部。半年后，政治部通知他，正式受理申诉。可仅过了五天，张再次接到通知，复核中止。这一切都让张旭民越来越相信：他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2010年4月，张旭民向中央巡视组投寄了申诉材料。7月，政治部告知，将受理申诉。但一个月后，调查组向张通报了调查情况：复核了涉及张旭民的两袋推荐票，其中一袋密封，另一袋没有密封，张旭民共得37票，与公示票数一致。张问：为何一袋没有密封？密封的有无纪检组公章。调查组回应，没有公章，只是糊着白纸条。张追问：除推荐票外，是否复核计票表和汇总表？调查组组长回复说，调查没有发现这些表，政治部没有提供，也不清楚是否有这些表。结论：复核无误。
张旭民自己也在暗自调查，他找到总监票人、计票员和监票工作人员，请他们讲述计票过程并录音取证：总监票人说，计票分四个组，每个参竟者的公示票数均应是四个组计票表的汇总；计票结束后，推荐票全部由纪检组盖章密封。
密封袋被开封，没有公章，计票表和汇总表失踪……张旭民多次追问，调查组的解释是：推荐票档案袋没有密封和盖章，确实是不严谨，至于计票表和汇总表找不到，则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不过，张旭民到调查组负责人处查看档案袋存放照片时意外发现，除了涉及自己的两袋外，其他6袋均盖章密封。“那张图很大，我看得很清楚。”张旭民说，但他要求拍照时，负责人拒绝了。
一些同事和老领导私下劝他放弃申诉，没凭没据怀疑组织，后半辈子毕竟还要在检察院大院里生活。张旭民反问：“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他们没有猫腻为什么一推再推。我的申诉就跟提起公诉一样，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撤诉呢？”
但意外接踵而至。一次散步时，他被一青年撞倒，导致伤腿的股骨头坏死，女儿停放在家门口的新车也被砸。张旭民妻子劝他，“你要想想女儿还在政法系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