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
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
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
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告诉《人物》，“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珮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
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