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正和岛，任志强多次把自己这样的国企高管比作“管钥匙的丫鬟”。这篇文章中，他却讲了很多自己和官员交往的故事。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的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的朱镕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网上转载的报道消息的打印纸上批示的，分别转批给了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和北京市市长刘琦。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
1999年任志强宣布辞去华远总经理，专任董事长。其自传《野心优雅》的第一个章节，即以“辞职惊动总理”为题。
任志强多次把自己这样的国企高管比作“管钥匙的丫鬟”。而在自传中，他却讲了很多自己和官员交往的故事。以下为任志强自述。
王岐山曾是我初中辅导员
上初中时王岐山是我班上的辅导员，那时流行同一所学校的高中班同学到初中班当辅导员，我班上的第一任辅导员是姚明伟（王岐山夫人的哥哥〉，中间是蒋小泉，后来是王岐山。从“文革”、“复课闹革命”直到插队，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
初中的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但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
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称我为“老四”，不是因为我在家中排行第四，而是在上初中的第一堂语文课时，开篇第一章是《粱生宝买稻种》，这个文章中有个人物叫“任老四”。王岐山至今也仍然称我为“老四”。
我复员之后与他再一次相见时，王岐山已经是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老的手下了，后来王岐山先后担任中农信（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体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长等职务，我们都有许多接触，记得在郭庄插队的全体同学还曾专门到他家进行了一次聚会。
非典之后，孙安民（时任）副市长主持召开了企业经济发展座谈会，王岐山回京后与我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领导讲完话后是企业家发言，王市长（王岐山时任北京市市长）点名让小潘发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见市长坐对面就开始结巴，我只好打个圆场，抢先发言。我提出应维护市场的稳定，政府应有诚信，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现象，发完言后，我说后面还有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就不等王岐山讲话先告假离席。
会后小潘打来电话，对我抱怨了一顿。小潘说：“你走了之后，王市长将火都撒在了我头上，说‘开发商真不讲理’！你发完言就走，也不听市长说什么。王市长说，‘革命是拿刀革别人的命，而改革则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当年我带着你去延安插队，就是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我不知道小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气，向我抱怨了半天。
一段时间后市长的秘书周亮打来电话，说王岐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见的我们聊了半天旧情。数年后，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