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在哪里建?
一个权威部门检索了12个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规划和相关新闻报道等，发现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在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一切发展的愿望，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相当一部分城市已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越现实。在许多地方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一般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目标，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标准，还有不少地方把“建设大都市”、“建设国际大都市”设定成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该有多少大城市、多少特大城市、多少超特大城市?
专家描述，一般来说，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周围该有1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周围应有10个十万人口的城镇。这样的格局，会更宜居，会构成良性互动。
这只是一种观点。但，提示了人们，各种规模的城市该有一个合理布局。同时，从这个角度还开辟了一个视角：如果能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进城”的乡村-城市的线性运动链条，构筑一个村-镇-城的网络化大平台，打通人口、资源、产业、服务的循环流动，有没有可能实现农民从“进大城市”单一选项的分流呢?
在这个网络化平台上，应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前景，应有能自我满足的收入水平，应有基本能满足个性要求的生活环境。
倘若如此，中国农民就可能改变乡村-城市的单一惯性流动轨迹，既可以选择入镇进城，也可以留居村落，乃至大城市居民，同样也可以逆向流动，自己选择在村庄惬意生活。
这个网络化平台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那就是发达的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理念：城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规模、大形态，也不是无节制地扩旧城、造新城，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包括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
对农民而言，其城市生活之梦，同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让自己得到更高收入、让医疗服务更有保障、让生活水准更有品质。如果在镇乃至村就能实现这些期盼，进入大中城市或许不一定会是所有农民的选项。
于国家发展层面看，城镇化要向城乡统筹和“四化”同步转变，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防止在城镇化急速推进阶段，出现人口、资源加剧向特大、大城市过度聚集而令“城市病”也加剧集中并发的趋势，为破解大城市无序扩张、资源和生态承载接近极限的困局找到切口，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
也许，这就是现阶段城镇化的一体两面，主体都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飞跃，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产业转型、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重配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释放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为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卸载”，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空间。
从今年夏天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踏访了中部小城望城。在这个刚由“县”改为“区”不久的地方，当外界尚激辩于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之际，这座距长沙市市中心大致20分钟车程的小城，却刻意要“与大城市保持距离”：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竞相斗艳；一面是“湘水神韵、都市田园”的魅力乡村扑面而来。
让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公共服务功能齐整的小镇群脱颖而出，让农民得以就近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望城的“刻意”就在于，要凭内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务功能，让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把过去几乎肯定流向省会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当地人留下来。
“地”从哪里来?
上面提到过的材料还显示，从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面积看，占地超过6000平方公里，也就是大约900万亩，相当于所在城市建成区一半以上，平均每个新城的占地面积接近10万亩。
民政部的数据说，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285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860个市辖区、368个县级市、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
假设285个地级市都按上述平均10万亩的标准占地建新城，那么，占地就达2850万亩；
假设368个县级市按平均2万亩标准扩建，那么，占地就达736万亩；
假设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按平均1万亩标准扩建，占地就达1622万亩。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专家的一项测算却真实地提示人们：中国人均国土面积，特别是扣除高山高原后的人均平原面积，不足美国和欧洲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却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平方米的水平。
城镇化进程一浪推一浪，让中国的“土地”更加窘迫：虽然18亿亩耕地红线频频告急，可大中城市的用地扩张冲动遏而难止，不少城郊区因集体土地征用、拆迁引发暴力冲突的新闻不断。
且不说，建新城中一些冲动式“跃进”留下的“空城”“鬼城”事例，单是国情，就没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奢侈消费土地的条件。“粗放扩张、粗放利用”，不能成为难改的惯性病。
那么，城镇化是不是非得耗费巨幅用地增量呢?
有人说，“农民进城”是高跨度的：一步跨过镇、县城，首选特大城市，次选大中城市，然后才是小城市、县城。原由很简单，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有体现生活品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切，在大部分小城镇是缺失的，由此也有了“非得大幅扩建大城市不可”一说。
民政部的统计说，截至2012年末，全国有19881个镇。的确，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有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较为兴旺的产业基础外，相当大的一部分建制镇尚停留在集镇的水平，缺少吸纳“农民进城”的必要功能和实力。
但是，差距，可能正是潜力。当聚焦于集镇向城镇的功能跃升，当锁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质升级发力，不盲目追求用地增量的扩张，先着眼于存量的深耕细作，不失为一种选择。“树立集约高效绿色理念，努力寻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办法”，恰是新型城镇化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