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核心是改掉坏制度而不是革命
改革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变游戏规则？规则是历史形成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它运作良好，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它。所以改革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制度经济学里所说的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
制度本身是集体行动的产物。集体行动是有交易成本的，因此历史上的制度转变不会都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租值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许多人为的制度设计会造成租值耗散，也就是我们讲的内耗、折腾。三十多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那为什么现在的人比以前还多，同样的土地面积，现在基本上可以温饱了？这就是因为以前有很多租值耗散和低效率。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导致租值耗散的不恰当的坏制度。
如何降低租值耗散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我们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与公平公正及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科斯定律指出，在产权界定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没有租值耗散，所有的资源分配会达到最佳。然而，现实中产权是不可能永远界定得百分之百清楚，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及制度化的机制来解决产权纠纷，从而不断厘清产权，不断降低交易成本。
用建设产权基础设施这种思维框架考虑改革的路线图可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改革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不小心就变成革命。如何展开真正的、深远的改革而不让它变成革命呢？从思维框架上来讲，需要把改革都转变成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产权是怎么界定的，交易平台是怎么建立的，产权纠纷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只是细分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市场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生态秩序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等。
政府应把不同的职能进行区分，经济的就是经济的，不要跟政治扯到一起。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目前出现的大部分重大社会事件，都曾经在别的国家发生过，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有先例，我们需要的是总结经验，看哪些制度值得借鉴。
改变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中国早期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大家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到现在，要改变游戏规则，利益集团受损了，就会出来反对。所以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首先就要看清楚每项改革在改变什么游戏规则，即在改变产权基础设施当中的哪个部分：是产权界定规则，交易规则，还是纠纷解决规则？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谈改革设计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放弃我们的利益及立场的。所以我们的判断必定会受自己利益与立场的影响，屁股指挥脑袋，容易有偏见。所以，我们在设计改革目标的时候不仅需要问改变游戏规则会对当今的人、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人有何影响，更需要问对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随机碰到的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影响。不管我们现在的地位、财富、名气如何，我们的子孙就可能是将来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在设计改革的时候，要跳出当事人的局限性，要扪心自问，每项改革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的长远意义是什么，对50年后的一个普通人会有何影响。
这应该是评价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标准。采用这样的更长期、客观、中性的价值标准，我们才可能既避免“打土豪分田地”及“劫富济贫”的革命心态，又避免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想改革的保守心态。我们需要科学地理解改革的短期、长期博弈及微观、宏观、制度、系统等多纬度互动关系。
在设计中国的改革路线图时应该考虑两个标准：一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这些改革方向对一个普通人好不好？二是现在的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制度变革极限在哪里？改革需要的是制度变化，不是当前的利益重新分配。如果好的制度能够建立，不必过多地计较过去制度不健全情况下发生的“原罪”。“富不过三代”，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藏富于民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时，就有既往不咎的措施。人的行为受将来的制度影响更大，过去发生的事，经济学称为沉淀成本，对今天的起始条件有影响，但不应该主导我们对将来制度的选择。
（作者为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