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大公网讯 回顾过去30年来的几次三中全会，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几次大的改革，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进行的，改革往往是破的契机和立的起点。改革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对传统利益集团进行全面的打击，要有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和集聚，才会有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否则很多的顶层设计和改革计划，结果是上行下不效，政令不畅通。打击传统的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种权贵利益集团，为新的改革方案出台铺平道路，这是很重要的。
“深度改革”是三中全会的一个核心，但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应该是原则指导，不会有一些太细的内容，因为如果太细会涉及到很多利益，冲突很大，又没有迴旋的方式和调整的可行的方式，贸然出台一些方案的话，问题就非常大。
结构改革核心是发展和服务
对于改革本身的探讨和这种期盼就是一种力量，就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力量。这种民声很重要。从思想解放来讲，第一个可能要超越简单的“左”和“右”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十八大之前，“左”和“右”的关于改革指导思想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到底是以这一种共同富裕作为未来30年的主导性的基调，还是以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最基本的核心呢？实际上这两个交锋是很厉害的。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有政府全面缺位的问题。因此核心还是要落脚到发展和服务上面。要超越传统的激进和渐进的改革路径。过去30年摸?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的模式，现在按照上海的自贸区的方案依然是一种区域渐进、然后再到整体的过程。中国的区域差异的确很大，简单地按照某一种方案，或者说在同一个时点来进行，可能还是不行的。
另外，要有一个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深度改革观。过去30年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构建市场主体和市场交易的秩序，但是未来很多年是要通过政府自我的改革来释放空间，为市场的运行提供自我循环、自我发展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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