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不解决产权问题我们不敢投资
任志强说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和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个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事做讨论。
所以我想三中全会最后给人们，如果仅仅是说经济上放开哪些，你可以进行投资，但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应该这样，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则要想让中国的经济真正能走入正轨还有一段距离。
贾康：分税制或有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政体制改革将是议题之一，地方政府收入最终可能提高。
中国1994年启动的旨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占据了大部分税收，并通过财政转移和补贴的方式将部分资金让渡给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导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增加，官方资料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目前约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25%。
贾康表示，鉴于大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次会议也可能讨论资源税问题。中国可能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金属和煤炭。
贾康说，房产税试点也必须扩大，但重点应是豪宅。
宋晓梧：更彻底的市场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财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很多“过来人”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魔术一样。
但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运作，经营城市，层层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分解GDP指标，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企业，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宋晓梧认为，“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财税体制弊端。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等到改善，但经过十多年发展，新的税制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
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宋晓梧提出，这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重在简政放权，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权外，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即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管。
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这就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不再走“官办、官管、官运作”的老路。
吴颖民：给大学放权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认为，高考考试科目、分数比值以及录取方式要由各省自己定。他还进一步建议，最好的方向是给大学放权，大学有更大的权力，不同的需求、标准，会促使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放权、多样化是目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关于放权后可能导致的“暗箱操作”，吴颖民表示，不迈出这一步代价可能更大。现在大家都担心“暗箱操作”，其实有解决的办法，就是“晒太阳”，让大学的一切操作在阳光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