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资料图）
亲戚被人打，不能还手；下级送来葡萄，吃十颗就要来人退回去；交往40年的老友为贪官前来说情，作为纪委官员拒绝的结果，是自己连带儿子一起被诬告……
这是几位中纪委高层的陈述，它也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纪律监察体系里做好决策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甚至许多考验在其他系统内可能算不上考验，但在中纪委系统，不仅是考验，还是红线。
锱铢必较：“那好，我尝五颗”
首先，礼绝对不能收，比如陈云。1978年中纪委重组后，陈云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对收礼有清晰的态度：“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
一次某大军区的两位领导向陈云汇报工作，给陈云送来两盒葡萄，被陈云拒绝。“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这个。”
两人解释说：“这是当地的土特产，值不了几个钱，只是请您尝尝，不是送礼。”陈云坚持：“东西不能收，心意可以领。”双方僵持到最后，陈云说：“那我吃十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书，记录了陈云这段不收礼的故事。
在此之前，同样有老同志送来过一箱葡萄，一番反复退让，陈云答应“那好，我尝五颗”。尝完之后就送友出门。
（别给我的家属办事）“我曾先后给你们写过三封信……我是认真的。”
为了拒绝为亲属办事，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为此曾写过至少五封信，后来都公开发表。
儿子结婚时，吴官正写信给亲家“老何”的领导。他拜托这位领导做老何的工作，也像吴官正自己一样同样不收礼不请客。虽然类似的话，此前他已经跟小何（儿媳妇）和老何都说过了，并且他明白这样做“不近人情”，但这是“事业的需要”。这是第一封信。
在自己的父亲去世时，他为了让丧事从简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嘱咐，但仍然有人在“出馊主意”要建亭子和为墓地修路，他打了七个电话之后，迫不得已并且“困惑和悲哀”地写第二封。信的末尾连自己的后事也“安排”了：“我不想写下去了，我在位时你们不能做，我退下来你们不能做，即使我死后，你们也不能做：要求人家迁坟、盖亭、修路或搞什么花样。”
作为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信中，不怕话中带骂，比如用上“有的人狗仗人势，如不严加管教，乡无宁日”等字句。
2008年，吴官正从中纪委书记的位子退下，他一位外甥想通过他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吴官正直接回答“不可能”。
这件事记录在他的著作《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里。当时，他给这位外甥举了另一位找他办事的亲戚的例子，说他正在江西省省长任上时，那位亲戚“穿着血衣，向我哭诉如何被人殴打，我很同情，但不能管。我说：‘人家会无缘无故地打你？是不是同人家有纠纷？省长的亲戚更要忠厚，夹着尾巴做人，否则人们会说狗仗人势’。那个亲戚只好哭着回去了。”
有时候，还要软硬兼施。在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给自己家乡的江西省余干县县委书记陈建辉，说对家属不要照顾，不要迁就，不要关亲顾友，更不能支持纵容……此时他变得苦口婆心，“记得这几年我曾先后给你们写过三封信……我是认真的。”
恐吓与匿名信是常事
“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原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在某省巡视时，收到了这样的恐吓信。
事实上，哪怕是中纪委的高级官员，去办一个案件，收到的恐吓或被匿名信举报可能不止一次。
前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在查办沈阳“慕马”案时—即总涉案人员达一百多人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贪腐案—就被人写匿名信告了三次。
第一次，有人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
第二次，有人说她包庇慕马二人；
第三次，有人说她儿子为慕绥新受贿400万元，并且登在香港媒体上—在这个报道里，她儿子已成阶下囚，标题为《介入沈阳百官黑金案受贿代求情—中纪委副书记儿子贪污判囚》。
虽然后来刘丽英不断交涉，对方刊登了澄清和道歉声明，不过对查案过程的办案人员造成的压力不小，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安慰她：“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
有时候与中纪委本身没有关系的故事都会产生。曾有个被害人的哥哥诬告刘丽英的儿子包庇了死刑犯，原因是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以此引起上级对案件的关注。刘丽英说：“打鬼借助钟馗，我能理解，但用这种方法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副书记也要亲自办案
这是中纪委高层与其他党的部门高官的区别—领导也要亲自办案。
上文提到曾任中纪委常委、副书记的刘丽英，她在中纪委近24年，主要是在查办案件的一线工作，“这也是我一生中担任领导工作时间最长的机关。”
亲自办案，意味着一直处在前线，一有风吹草动便要上阵。有一次中纪委在调查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过程中，偶然获得了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违纪的线索，当时正在住院的刘丽英，马上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
当天下午，专案组便对丛福奎及其秘书采取了“双规”措施。
刊登在《党的建设》2003年09期的访谈文章，还原了这位中纪委副书记的日常生活：
24年来，固定的“两点一线”制，即从家里去单位上班，再从单位下班回家。也就是说，几乎再无这“两点”之外的生活，基本没有其他社交活动，更谈不上应酬。
在那次访谈中，刘丽英突然回想起来：“我来北京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却十年没有去过王府井大街了，不知道那儿的‘步行街’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