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文集》分为上、下两卷，收入了习仲勋同志自1940年至2002年的讲话、报告、文章、批示、电报、书信等文稿，共计210篇。上卷收入了1940年1月至1980年10月的文稿94篇;下卷收入了1981年1月至2002年5月的文稿116篇。其中，77篇选自作者生前审定出版的《习仲勋文选》；其余133篇是新收入的文稿，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
大公网10月15日讯（记者宋敖） 今天是习仲勋百年诞辰。适逢这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纪念日，无数的纪念活动以各种形式在各地展开。据新华网的消息，为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了《习仲勋文集》、《习仲勋纪念文集》、《习仲勋画册》。这三种图书近日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习仲勋文集》的编辑出版，让习仲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变得更为突出。中共建政以来，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领导人数不胜数，而能在功成名就后留下文集、文选的却屈指可数。
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领导人选集、文选是其中的最高规格。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各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领导人的选集和文选有30余种，而这其中还包括各种精编和再版。真正拥有选集、文选的中共领导人只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彭真、万里、邓颖超、薄一波、习仲勋、董必武、张闻天、胡乔木等人。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他们包括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1949年后的第一届政治局常委，以及改革开放后在各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政治局委员。
编辑出版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是一件浩繁的工程，需要对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文字材料进行严格而精密的筛选、修订，甚至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背景的政治气氛。而这在毛泽东选集漫长的编辑工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的二、三、四卷分别在1952、1953和1960年出版发行，内容时间跨度从1925年到1949年。而在这之后第五卷迟迟没有编辑出版。本来此卷原拟选编范围为1949年至1962年间的毛泽东著作，1962年曾有过一个该书的粗编稿，但毛泽东认为中共建政后著作不像1949年以前的著作经过检验，不愿立即出版。在之后的1967年和1969年，第五卷的编辑出版两次被提上日程，但均因党内各方对文稿入选的纷争而停摆。
结果等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终于面世，选编范围压缩为1949到1957年，当时一度是华国锋“抓纲治国”的主要依据。而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因部分内容与十一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全面展开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中央停止发行。这是毛选第五卷的第一版也是最后一版。现在我们看到的毛选第五卷，均为1977年民间流传下来的版本。
1991年6月，在中共成立70年之际，《毛泽东选集》迎来再版，因为第五卷的绝版，这套选集只对前四卷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一篇毛泽东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不过从1993年开始，中央又开始着手编辑《毛泽东文集》，为的是填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文集的空缺。直到1999年，八卷本《文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六、七、八卷选编了毛泽东1949到1975年的著作，几乎涵盖了毛泽东的整个执政生涯，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的选编内容。
另外，从对领导人文集的称呼上也能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印记。在毛泽东时代内执政的中共元老们，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等，都以“选集”命名。而政治生命延续到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则用“文选”一词。虽然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用词上的微妙变化仍反映着对领导人著作选编工作的发展。
与之前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大规模出选集文选不同，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央只对领导核心江泽民出版了《文选》。2006年8月，《江泽民文选》三卷本面世，与之前毛泽东、邓小平的选集、文选分卷在不同年份出版不同，《江泽民文选》是三卷同时推出，且在江泽民完全退休之后，而非之前毛泽东、邓小平在执政期内陆续出版，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在针对领导核心出版著述时逐渐弱化政治意涵，达到文选作为其文献资料的真正目的。
而这次《习仲勋文集》的出版，虽非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以最高规格出版，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这样的规格也已经相当之高。在领导人文集、文选出版逐渐淡化的今天，一位前中共领导人的文集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但是对习仲勋本人的最好纪念，也是重估其在党内历史地位，发扬其当政时期遗产的最好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