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全球经济的大形势来看，自贸区的设立可谓是意义重大。
邢厚媛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更为客观、复杂的全球大背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多哈谈判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则在加强，特别是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中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中国的优势在下降，资本向外转移已经出现苗头。
从国内看，绝对优势在下降的同时，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停滞。沿海方面该用的政策都用完了，这些政策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之后，东部地区的吸引力在下降，缺乏新的增长点。大家都意识到，原来的模式不可持续，可新的模式在哪里？靠什么？大家都说靠创新，但是创新要有动力，要有相应的政策环境，这些也都不足。
“此背景下，中国必须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立足于综合优势，向改革要效益。”邢厚媛说，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仍要回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上来。
“这个时候的中国急需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如沐春风的市场活力。”在邢厚媛看来，中国所有以试点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步骤，都要放到这个大环境里来考虑。“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与我们下一轮扩大区域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体化的。”
但自贸区所涉及的开放究竟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王晓红认为：“步子肯定要迈得更大，在改革改不动的时候，用开放来促进改革，用开放型经济产生的新的经验和模式，倒逼国内的改革。”
这是我们曾经用过的经验。但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更严峻。
“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高标准的改革、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迎战的试点。” 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在这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区，金融的开放、投资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乃至整个市场体制的发展方向都要是高标准的。”这是上海自贸区必须承载的重任。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必须要着眼于全国的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隆国强表示，这是为什么取名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原因。
为什么是上海？
受访者回答说：当然是上海。
上世纪90年代初，站在黄浦江边的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表示，设立第一批特区的时候没有考虑上海是一个失误。
张燕生给出的解释是：“上海是中国的龙头，当然要走在中国的最前头。”
杨开忠分析：“这与上海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地位、金融地位、贸易地位息息相关。而且，上海拥有庞大的长三角经济腹地。”
上海有很好的底色。1990年初，借着浦东的开发，上海成为了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地。2010年以后，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即“四个中心”)。
然而，近几年，上海经济一路下滑。2011年，上海GDP增速为8.2%，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增速为7.5%，位居全国末位。究其原因，有大环境的影响，也部分源自对落后产能的主动淘汰。
增长放缓的上海一直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四个中心”曾被视为重要的政策红利支持，但一直缺乏一个可以承接政策创新的载体，自贸区于是被寄予了厚望。
邢厚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陷入了长久的增长乏力之后，对上海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声音其实一直存在。“最早在浦东开发时就有关于深化金融改革、设立离岸金融中心的说法；而在虹桥周边搞更加开放的自由贸易功能区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在上届政府任期的十年内，乃至上上届政府都提到过。”
邢厚媛认为，新一届政府能够在十八大之后把上海自贸区的设想加快推进，并演变成现实，实属众望所归。“这是很多人的智慧经过长期思考形成的结果。”
在批复方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设立上海自贸区将是本届政府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在王晓红看来，自贸区的建立将有助于上海发挥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这对整个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国际化将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她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明显滞后，此次服务贸易的开放成为自贸区产业开放的重点，这将使中国未来在国际高端分工地位上占很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