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保障改革开放
日报：不久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豁免”改革失败的责任，加强上海官员的改革动力，这个过程有一些争议。您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历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瑞金：豁免很好。对于敢于改革的人要有法律上的保护，有这一条和没有这一条大不一样。这不但标志着我们对外开放的进展，还标志着我们的法制观念到了新的高度。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许多干部生气勃勃，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这20多年来，上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出台法律保障，才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也是鼓励干部勇于投入改革，敢于闯敢于试。
在法制社会，立法是根本的保证，法制社会要按法制来办，加强法制很重要，改革开放，包括改革攻坚都要加强法制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海一直走在前面。
自贸区像“负面清单”的监管对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也有新的要求，境内关外的管理形式对我们也是新的挑战，政府怎样取得高效的管理，也要摸索。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的开放，和我们的监管有很大关系，这需要有很强素质的人来参与，并且风险也很大。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风险更大，理所当然需要法律的保护。
日报：除了法律保障外，对于干部而言，还需要什么激励以推动其改革的意愿？
周瑞金：人员的及时提拔和使用，把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就是对他的鼓励。另外媒体对做出功劳的人及时报道，也是对他的鼓励，另外也可以在工资薪酬上体现出来。
日报：自贸区推进中也有不同声音出现，尤其在金融改革领域。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声音，如何更好的凝聚改革共识以进一步推动改革？
周瑞金：要在实践当中逐步取得共识。现在中央确定下来，就是一个共识的标志，而且是从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做出法律保障，再到政治局会议讨论。浦东开发开放还没有到政治局讨论的层次，只是国务院批准。
在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央决策，就是共识。
这样我们对上海自贸区应该充满信心，遇到再大的阻力也阻挡不了新的改革步伐。
日报：政治局会议会进行讨论，是否意味着这次遇到的阻力比当年更大？
周瑞金：这说明中央对建立自贸区的重视，需要把握住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正是经济困难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央下决心推动改革攻坚的时候。
实际上自贸区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经济转型，不但是跟上世界贸易潮流的问题，也将有助于解决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导致我们外贸订单减少，投资和外贸推动经济增长都软弱无力，消费又起不来，在经济疲软、转型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自贸区是一针强心剂，不但使我们跟上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潮流，而且解决国内经济的现存问题，是决定性的一步棋。因此需要把自贸区提到比浦东开发开放更高的高度，由政治局来讨论，全国人大来立法保证，这在之前都没有过。
日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改革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你之前也说过，关于改革，当年需要勇气，现在更需要良心和识见。伴随改革的推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更加尖锐，如何更有识见更有智慧地推进改革？
周瑞金：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在今天有新的要求，勇气就是我们要敢于创新，这种高层次的开放我们还没有尝试过，要大胆尝试，但新的自贸区规则的形成又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冲破很多的阻力建立起来，这些阻力就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等等，就像当年我们搞改革分明是要分田到户，但是说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大家就能够接受，这就是智慧。
今天搞自贸区也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要金融放开，这个放开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不像当初分田到户和我们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理念那么对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比现在还要难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世界的眼光，培育了世界的意识。如今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如何监管等方面，而不是思想阻力，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