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火”的电视专访
联合书面采访的问题一般经过领导人的深思熟虑，所以并不会出现太多交锋。与之相比，领导人接受独家专访显得更吸引外媒眼球。
比较为外界称道的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专访邓小平、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江泽民。
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正值198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借她的问题向世界传递出“天安门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清除封建主义错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等重要信息。
根据《江泽民传》记载：2000年江泽民在和华莱士的对话前，更是给出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的宽松条件。结果，面对着摄像机，江回应说：“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不会做任何决定。”
这是事实，就连江泽民本人能否接受华莱士专访也是集体决定的。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看来，“电视采访比较少，报纸采访比较多”也是领导人选择媒体的一种惯例。
在上一届领导集体中，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个例外。2010年，在接受CNN独家专访时，他曾大胆谈论政治改革问题，提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四点政治愿望。
随后，温家宝登上了《时代》封面，该杂志刊登了CNN对温家宝专访的部分内容。
“对症下药”
纵观领导人的刊文和采访，面对不同的国家，表述也有所不同。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急其所需，对症下药”。
“如果13亿中国人每人消费一瓶橄榄油、品尝几杯葡萄酒，可能西班牙一年的产量还不够。”2011年1月，正当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时，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到访前在媒体刊文，作出表态，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
实际上，领导人在撰文时，不仅内容上迎合当地读者，文法也会接受外媒编辑的意见。2011年1月，在李克强给德国《南德意志报》的刊文中，就曾听从该报编辑的修改意见，将长句子分短、修改一些偏中文思维的表达。
在今年5月23日给德国《时代》周报的文章中，李克强连用了四个问句作为小标题。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曾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与德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德国人非常严谨，语言文化比较直接，喜欢一问一答的语句形式。
另外，在媒体选择方面，领导人撰文要找在当地，乃至在世界具有高影响力的纸媒，由外交部负责联络。一般来说，外媒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没有稿费，有外媒编辑表示，这属于保密内容。
2007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吴仪选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也是独具匠心，早在2006年，这家媒体就曾盛赞吴仪，称她为“中国政府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之一”。
长期从事中国贸易问题研究的美国专家博特利尔对此评论说，“我很高兴她（吴仪）这样做了。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对中国的批评通常都没有得到回应，中国官员、学者应多利用唾手可得的美国媒体”。
六年过去了，显然，现在这种“利用”越来越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