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到了l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