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见》，其中规定，官员业余时间打麻将赌博、邻里关系、朋友圈构成等都将成为考察内容。不过，考察重点仅限各党政机关县处级及以下干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八小时之外”监督属于干部监督的一种新尝试。“‘两圈’考察能多角度、多渠道、及早掌握干部的问题。少数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内善于表现，但在生活圈和社交圈却未必言行一致。如果从这部分介入监督，可以防微杜渐，形成约束力，起到警示作用。”
“‘八小时之外’监督主要针对干部生活、交友，与其为官用权息息相关，有必要纳入人事考评的范畴。”庄德水说。
事实上，多起重大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生活圈”的影子：今年8月，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牟取利益；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一案中，最终王怀忠被执行死刑，其妻韩桂荣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正义网公布的贪腐案件调查数据显示，亲属共同受贿比例已达81%。
“‘八小时之外’处于监督盲区，很容易为腐败行为打掩护。比如，一些人打着人情招牌，利用朋友交情、亲戚关系等借口行贿、要项目，很容易令干部放松戒备，难以回绝，其实就是开了腐败之口。”庄德水说。
不过，他认为，这部分监督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首先，工作时间之外是否应该监管，领导干部内部是有争议的。相当数量的干部认为这会侵犯个人隐私，侵占私人空间，这个时间段不应受党政纪约束，而应属于社会伦理规范的范畴。”他说，“此外，也有一些民间组织雇人协助监督。具体办法包括，蹲守在干部居住的小区门口，看有哪些豪车、人员出入等，但这种做法本身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也备受争议。”
对此，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红敏也表示了类似看法。“很多干部认为，私人时间里的不当行为最多涉及道德问题，不该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个时间段的监管缺少法律依据，操作难度较大。”
不过她认为，相关规定的出台展现了一种威慑力。“至少让一些干部意识到，私人时间里，权力也该受到监督和限制。比如，近期中央出台八项禁令后，不少干部才意识到，吃喝宴请也是腐败的一种。但之前我们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干部甚至表示，‘我既不偷也不抢，无非吃点喝点，这怎么能算违规？’我认为，‘八小时之外’监督的主要意义就在此。”她说。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曾出台过类似规定。2013年7月，重庆市司法局曾提出净化“八小时之外”朋友圈、社交圈。该细则对干部的生活作风作出12条细化规定，包括不准赌博、不准借婚丧喜庆事宜收钱敛财等。重庆市司法局郑姓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违反上述规定的干部，将按照管理权限由相应组织进行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不过他也坦言，“‘八小时之外’监督确实有难度。通过这些细则，促使党员干部从思想、行为等方面改善不当的交往、生活习惯，起到警示、提醒的作用。”
江苏盐城市司法局胡姓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地的操作思路是从教育、制度、家庭、监督等四方面落实对干部的监督。“总体思路就是奖惩分明：对于违规干部，惩罚机制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等；对严于律己的干部，我们会将其个人表现纳入党员干部的考核中。”他说。
庄德水说：“多地已经出台的禁令、规范，本质上大都是倡导性的，缺乏具体执行机构：监督部门没有人力、物力、财力在下班之后实施监督。从制度规范角度看，应该引入利益冲突机制，只要是与其职务、管辖范围相关的活动就应回绝。在监督思路上，还得依靠公众、社会、媒体的力量，倒逼监督有效进行。更重要的是，将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的表现与仕途紧密捆绑，这样他们才会有所顾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