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从“商”这个角度看，丁是初级版，徐是升级版。丁是粗放版，徐是精微版。而从“官”这个角度看，刘与薄，也合乎这样的概括。仿佛金庸小说中的练武之人，一般境界以剑杀人，练到高境界，能以剑气杀人。如果说丁与刘的官商勾结，凸显其“剑”之锋锐，那么，徐与薄的官商往来，则更显其“剑气”之化境。
刘之助丁，帮助极为具体，目标极为明确，享受极为可人。刘助丁的方式，就是直接干预招标，先后干预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权力直接外露彪悍如斯，令人再叹。
一位铁路工程领域的人士称，像丁书苗这种级别的大中介，其中介费的点数可能在5%左右，按此推算，丁从中能捞到100亿元左右的资金。助丁不共捞钱干什么，讲高风亮节？
刘与丁都非常清楚，这笔钱当然不能悉数归丁。一位铁路系统官员称，刘志军曾经跟丁书苗说过，丁手里的大笔资金不能乱动，刘志军留着将来有大用。刘志军落马后也说，他全力帮助丁书苗做大做强，就是要把丁的企业打造成自己仕途的经济基础，让丁书苗在他需要时，用钱铺路。丁不断为刘介绍女演员提供性服务，不过享受捞钱后的红利罢了。
和刘与丁交相比，薄与徐交显得朦胧而遮掩。薄显得很“洒脱”，看起来对徐给其家支付的费用约略不知，但事实面前装则无用。而薄之所图所为，显然高刘之一层，到底欲图何为，吾辈尚难窥其内心隐秘。关键的在于，面对这样的“化境”，欲抓其把柄，却更难了。
然而，即使是刘志军，能被抓住关键把柄的，也没那么容易。由于不能证明丁书苗公司获利的30多亿最后转移到刘志军名下，因此检方无法以受贿追究责任，最后只能公诉刘志军滥用职权。法院认定的，是刘志军收受丁书苗钱款4900万元，方式是让丁书苗为其花钱办事。
官商勾结至此，不仅令人又怆然一叹。
得官商勾结“精髓”者，其在勾结火热之时，一手遮天，权倾治下领域，为祸甚广甚烈。其在东窗事发之后，却能让你无明确行贿受贿证据。其奈我何？
人说官商勾结会因分赃不均必有翻脸时，会因商奸滑而事后放官员鸽子，这或许只是善良人的想象。商人不比情妇，共同利益导致商人往往“情”比金坚。设若商人守信，为官守其共同贪财，虽全留在自己名下，却让官处处开销、供官世代享用；设若官帮商于无形，臻于化境，令尔等无空可钻、无据可找。反腐败，又该如何破此官商勾结无极限之魔境？
诚然，我们号召官商之交要守道，但是在巨额利益面前，在世代安享富贵面前，官员的私德是靠不住的，惟有反腐的高压线带电，才可能切中官商勾结的死穴。
而这个“带电”的关键，仍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从根本上言，还必须防止权力变成“金刚”，什么样的笼子都关不了，也会形同虚设。
无论刘志军案，还是薄熙来案，所给予我们的强烈感受就是，他们的权力太大，不受制约。在其任上，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如此绝对权力，又岂是监督的笼子所能管得了的？是以，如何削减权力，已经是执政党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文/常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