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票否决”核心之一的计划生育，乡镇不敢有丝毫懈怠。现在，很多传统管理手段已属违法，硬的不敢用，软的不顶用，加上随着群众经济收入提高，对几万元的罚款已不大在乎，计生工作难度极大。
乡镇“事多钱少”，“要钱”也成为乡镇干部的一个重要工作。乡镇最常采取的方式是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如申请修路建桥、兴修水利等，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动用所有关系将报告交给上级政府相应部门。这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知道省、市、县刚好有项目，然后有针对性地去申请。
“我们都是沿着部门找上去，从县到市到省，甚至到中央，人脉关系非常重要。”山桥镇某擅长“要钱”的副镇长告诉《决策》。
无论是完成目标责任、应付一票否决，还是“要钱”，都是乡镇的常规性工作。“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决策》记者采访的几个乡镇干部的答案几乎一致，即发展和稳定。具体来说，发展就是招商引资和城镇建设，稳定就是综治维稳。
殚精竭虑为啥事
山桥镇张镇长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刚开完一个征地动迁现场会，县里为了上马一个项目一直在催工期，可还有几户的赔偿要求满足不了，征迁一直没有进展，还经常挨县领导批评。开现场会时，县政府打来电话，让他第二天参加季度招商引资调度会。
张镇长告诉记者：“征迁和招商引资是我们目前的核心工作。征迁是为了招商和发展，但少数拆迁户越级上访让我们很被动，迟迟动迁不了，不但招商黄了，城镇建设也滞后了。”
“征地拆迁，如今已取代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事。”云水镇万书记告诉《决策》。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乡镇在发展的压力下开始未批先建、急于征拆，你追我赶、惟恐落后。
征迁之难，主要在于拆迁补偿标准问题。实际征地拆迁工作中，执行的补偿标准很多是“拍脑门”的，难以实施，根本不具可操作性。由于标准不准，拆迁补偿工作便充满弹性。少数拆迁户得知有这种弹性时，便与政府展开“博弈”，认为拖得越久补偿便越多，拆迁工作很难开展。
山桥镇丁副镇长举了个例子：“十个猪圈(无猪，土墙，石棉瓦顶)，要价40万元;抢建的一亩地粗树桩，要价50万元;一个花卉苗圃，要价数百万元。”很多民生项目、国家道路建设、大型企业用地，往往因为个别拆迁户不实际的要求而难以落实。
征迁之外，信访毫无疑问是乡镇又一难事。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已不再是引起上访的主要原因，但群众上访原因多种多样，“防不胜防”。
乡镇干部表示，如果都是正常的上访就好办了。据了解，所谓“正常”的上访绝大多数不是越级上访，上访的第一站都是乡镇政府，有明确合理的利益诉求，基本都能在乡镇范围内解决，这类上访占多数，但少数缠访、闹访、涉法访却让乡镇干部苦不堪言。
“有的问题已经解决过，并且大家都认为合情合理，但当事人还不服;少数人信‘访’不信‘理’，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法院已终审，但当事人还要找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乡镇要稳控住。”山桥镇某副镇长很是无奈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