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