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外交”与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
“动物外交”并非在现代社会才出现。在古代，“动物外交”一般体现为朝贡。朝贡，特指古代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向中央王朝入朝﹐贡献方物，其中尤以东亚地区为典型。“方物”一般是当地的珍贵物品，其中，大象、狮子等动物是藩属国和外国使臣向中央王朝上贡的“重磅大礼”。中央王朝则报之以丰厚的赏赐，并赐予封号以示承认其合法性。
朝贡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文化意味。其理论依据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选择朝贡意味着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向中央王朝请求册封以获取政治合法性，进行贸易交流和文化输入以融入中央王朝塑造的“天下”体系。
朝贡贸易占据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地位。在交易中，朝贡贸易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在王朝鼎盛时期，朝贡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太平盛举，而在王朝走向衰落后，朝贡即成为压在中央王朝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随着历史走向近代，朝贡体制在西方冲击下也走向终结。
随着主权国家体系在全世界逐渐建立，“动物外交”上暗含的不平等意味也成为历史。“动物外交”成为国家之间平等和尊重的象征。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充当起了特殊的外交使者，在不同国家人民之间传递友谊。“动物外交”也见证了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成为1949年后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
中国领导人“动物外交”中最“受宠”的当属大熊猫。大熊猫作为中国“国宝”级珍稀动物，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中国领导人表示友好时赠送礼物的不二之选。
中国政府向外赠送大熊猫始于民国。1941年，为了感谢美国救济中国难民，“第一夫人”宋美龄向美国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潘迪和潘达。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向外国输出活体大熊猫。
1949年后，由于“冷战”对垒，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从中国获得大熊猫。直到1970年代，中国恢复了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大熊猫作为礼物重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
公开资料显示，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大熊猫黎黎和燕燕落户巴黎;1974年，两只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抵达英国伦敦;1980年，西德总理施密特甚至亲自来北京迎接大熊猫宝宝和天天。
当然，最轰动的是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后，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一对大熊猫。当它们抵美时，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它们初次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观众见面时，动物园前交通阻塞。
进入80年代，随着熊猫生存环境的恶化，数量本已非常有限的大熊猫日渐减少。我国逐渐减少了向外纯政治性的赠送，大熊猫出国更多的以“访问”方式进行。
直到今天，向外国赠送大熊猫和大熊猫“出访”成为中国政府向对方表示友好的一种象征，”熊猫外交”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政治大背景决定动物外交效力的极限
然而，在动物们在国际舞台上尽显其风采的时候，其外交效力也常常被人质疑。
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主权问题一度恶化，日本八木山动物公园引进大熊猫的项目也被迫暂停。该项目曾经中日两国首脑亲自敲定。当时日本仙台市议会一议员称，“正是因为大熊猫太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不敢冒此风险。”
事实上，早在1958年美国反共热潮正酣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拒绝了毛泽东政府提供的一只大熊猫。当时美国没有一家动物园拥有熊猫，不少园长都恳请豁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禁令。
而在2005年，中国大陆提出送一对熊猫给台湾，陈水扁当局选择了拒绝。当时有评论称，“熊猫是可爱，不过它们是用来瓦解台湾的心理防线的”。
直到2008年台湾大选后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熊猫“团团”和“圆圆”才从四川成都抵达台北。《纽约时报》报道称，“熊猫抵台一事已运作了三年多，它们的到来标志着台湾海峡两岸的新气象。”
乒乓球撬开了中美关系转折的历史巨轮，动物们也在外交舞台上扮演者“和平使命”的角色。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政治大背景决定了动物外交效力的极限。对和平的追求不能只靠动物，还需要各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