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新希望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王璞却感觉这可能是“现实要求企业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公司上市需要政府审批，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也需要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因此这些企业邀请一些素质高的退休公务员无可厚非，但前提一定要合法合规。
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比较常见，美国非上市公司Safety First Medical独立董事冼大卫向记者介绍，美国法律同样规定在职官员不容许到企业任职，但离职后并不约束此类行为。美国与国内不同的是，“游说”是一种合法合规的行为。其中，对于政府购买较多或监管较严的企业，例如能源、武器、药品等，企业很愿意邀请前政府官员做高管、说客或董事；依赖科技创新和自由市场竞争的企业，更愿意请大学教授、知名企业家、专业人士做董事。
盛大游戏原CEO兼董事、禹容网络创始人兼CEO李瑜，也担任过企业的独立董事。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独立董事有“从政背景”的话，对企业发展来说、特别是与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能起到正面作用。
会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负能量？
为什么这些具有“从政背景”的人如此受上市公司青睐？
“人情资源！”甘培忠认为这是企业聘请退休官员的一种重要因素。一些上市公司特地把独立董事的位子留给退休官员，“有时候需要老领导打一个电话疏通关系”， 希望借退休高官的“人脉资源”在经营中打通各种市场经络，拓宽产品和服务市场；也有可能是为了“壮门面”，以此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和专家相对理性的分析不同，在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新闻事件中，公众的态度几乎是批评声“一边倒”。甘培忠认为公众担忧的是企业不去“追市场而是追权力”，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使用“暗箱操作”，寄希望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搞定交易，这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是负能量。
甘培忠教授强调，有“从政背景”的人担任独立董事，还有可能涉及“违规”。他说，公务员在职时不能在任何企业任职，包括国有企业，防止利益输送，破坏企业基础性运营规则——公平竞争。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存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在利益安排上的默契，假设官员在位时依靠权力给企业提供便利，而企业承诺退休后给他安排职位，这是一种“先做事，后安排”的交易。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私营机构和公务员之间，问题就会牵涉腐败；如果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可能的情形多数属于严重违纪、违规。
针对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这种现象，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说过：“这个口子不能开，如果那些威望很高却不懂企业经营的老领导对企业指手画脚，就没法收拾了。”
矛盾在于，很难确定独立董事是否利用其“从政背景”为企业行便利，难免会阻塞真正希望“发挥余热”人的任职渠道。王璞举例说，假如某事业单位老总离职3年后到企业从事相关工作，是用了人脉资源还是管理经验很难判断。
专门研究公司治理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认为，即便从资源依赖的理论来看，这是企业在特定制度环境下作出的理性选择，“但这种制度安排和后果，对整个社会却未必带来好处”。李瑜也同意这个观点，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言，这部分能量可能应当更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