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载的是年谱中关于文风问题的专题论述，时间跨度是1951年至1965年，主要内容包括：写文章要结合形势，解决问题；文章要标题醒目，突出重点；要条理清楚、思想明确；文章不能装腔作势扣帽子，要有辩证的分析才有说服力；文章文字要简明扼要，去掉空话；领导干部要自己写东西，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写文章要通俗亲切，尽量用群众语言，反对标语口号等等。
1951年 五十八岁
6月6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时加写一段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1955年 六十二岁
6月8日 在给陆定一、周扬、邓拓的信中说：“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7月26日 同柯庆施、舒同等人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要准备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单是供应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为证，达到说服的目的。
9月5日 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中说：“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10月14日 在部分省市委书记出席的会议上讲话时说：要写文章，先出好题目，要有思想性艺术性，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12月 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