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改革起步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通过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
在具体领域上，目前呼声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目前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先后向中央建言献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认为在众多需要改革事项中，政府改革至关重要，要加快电力、铁路、公路、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打破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实现政府在上述领域“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在黄剑辉看来，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职能“双到位”。
宋晓梧认为在要素市场化上可以改革的空间很大，例如土地，特别农民土地市场化现在尚未真正实现，仍由政府部门垄断；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存在很大问题，城乡两个劳动力要素市场被分割开，行政垄断进一步分割了劳动力市场。
资本要素中，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但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未实质推动。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有一定进展，例如制定、出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但是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未扭转。
“低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改革重点就是瞄向共富。”在研究人员看来，改革不仅是一次分配领域，还包括二次分配领域。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有所减弱，“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日益显现。
具体表现为改革共识普遍欠缺，改革方向迷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
一些部门和地方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改革缺乏整体协调，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严重。
为此，王军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超脱部门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可以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央充分授权，使之具有权威性、超脱性，成为受党中央直接领导、独立于行政部门的专门机构，专司对国家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跨部门的统筹设计。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方案起草前，设立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的呼声甚高，类似的建议也从不同渠道递交到方案起草小组。据悉，起草小组一度动议设立不同于国家体改委的改革智囊机构，为改革出谋划策，但是最终未被采纳。
升级中国经济模式
黄剑辉介绍说，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十年左右，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入关”与完善市场经济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
“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势的关键。”黄剑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减缓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制改革红利的消退，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总结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时，黄剑辉认为，过去十多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成本以及对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这十多年来，特别是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高投资模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要看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不断显现，已难以为继。
在研究人员看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使得整个经济产出效率下降。同时造成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以及影子银行的高杠杆率等问题不断发酵，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风险不断积聚。
“目前来看，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黄金年代已经过去。”黄剑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由更高效的市场化投资和更高占比的消费来化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长远看要通过改革释放各方面增长潜力。近期来看，应该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稳增长，把打造经济的升级版作为稳增长的主要举措。
郑新立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激活民间投资，增加住房供给，调整消费政策，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有序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