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的薄熙来
国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已经结束，该案审判程序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国人看到了法治的进步。整个庭审过程，在审判长耐心、平和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的焦点事实，展开了积极、激烈的攻防对抗。其中，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的证据问题，灵活运用各种证据规则进行质证，既是本次庭审的一大特点，也堪称我国1996年刑诉法修改确立“控辩式”审判模式以来庭审的经典之作，实有必要从证据法理和司法技术的层面加以点评、总结。
证人作证资格问题
在本案审理中，辩方曾多次质疑控方证人的作证资格问题，这是典型的以否定证人资格进而否定证词的辩护策略。例如，在关于受贿罪名的辩护中，公诉人指控被告人3次收受唐肖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并当庭播放了证人唐肖林的证词。对此，辩护人答辩称“唐肖林收了250万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况下他还作证，是不合适的”。这显然是对唐肖林证人资格的质疑。
笔者认为，辩方的质疑不成立，这是因为，证人唐肖林虽然在他案中因收受他人财物而构成犯罪(已另案处理)，但他在本案中作为行贿人指证受贿人，并不存在角色冲突问题，属于证据法理上的“污点证人”，仍然具有证人资格。
再如，在关于被告人贪污罪名的辩护中，辩护人对证人薄谷开来的作证能力提出质疑。认为薄谷开来在之前的故意杀人案审判中已经查明其有精神障碍，“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能否作证，作证时是否清醒不得而知，这些证据能否可信，都值得怀疑”。这显然又涉及证人作证资格问题。
对此，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换言之，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才会丧失证人资格。而从本案情况来看，根据公诉方的回应，证人薄谷开来为本案作证的时间是在其服刑期，根据对其所作精神鉴定，结论是薄谷开来的控制能力减弱，但不能证明其思维和证明能力减弱，且其在作证时已经消除了导致其控制能力减弱的条件(服刑期无法服用精神药物)。因此，证人薄谷开来在作证时完全具备刑诉法规定的作证资格，辩方的观点不能成立。
所谓“外围证据”问题
在本案庭审中，被告人曾多次在证据答辩中提出所谓“外围证据”的观点。例如，针对起诉书指控的收受唐肖林财物的问题，被告人答辩称:“刚才公诉人提出的证词证言都是外围证言，绝大部分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我有罪。”但实际上，我国证据立法、理论和实务中并无“外围证据”这一术语。笔者认为，被告人所谓的“外围证据”，其实指的是“间接证据”，即不能直接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被告人以“外围证据”(间接证据)作答，意在反驳控方指控因缺乏直接证据而证明力不足。
但在证据法理上，被告人的这一反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明确规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这意味着，即使案件中没有直接证据而仅有间接证据，只要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所谓“外围证据”(间接证据)，仍然是证据，而且是定案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