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