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等学者看来，最近10年里，领导人出书可按内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重大政策的回顾，比如李岚清2008年出版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伟大的历史转折”、“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蛇口响起第一炮”……文中，李岚清详细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对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兴办合资企业等都作了重要阐述。这本书曾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列为当时最重要的推荐图书。
记述领导者个人决策历程的著作被认为是退休政要书籍的第二种类型，这些带有“自我述职”的内容在领导人著作中也最为常见。比如从2003年到2008年，李鹏先后出版了6本日记，涉及核电、电力、立法、市场调控等多个领域。朱镕基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等也都是这一类型。
而这类著作中，作者都会披露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李鹏在“三峡日记”中讲道。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则披露了高校扩招决策内幕。
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的历史学者韩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民众越来越希望了解决策者在决策、讲话背后究竟如何考虑，这些“自我述职”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好奇。
还有一类著作与领导人的专业和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江泽民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等。当然，尽管这些著述与领导人个人的兴趣、专业息息相关，但鲜有能完全脱离政治工作的内容。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王大鹏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对此，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也颇为认同。他在评价《朱镕基讲话实录》时曾表示，朱镕基的书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某个时期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轨迹，也反映了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书中的核心思想和观点也能为现在所借鉴，让政府更好地造福人民。”
稿费捐出已成传统
或许正因如此，退休领导人的著作大多呈现出较高的发行量。
如前文所述，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面世不到一个月时即已发行45万册。“与严肃的工作文稿不同，这本书以平民视角和有情有义的真心话，配以骂‘脏官’、忧雾霾等有现实指向意味的画作，流露出作者的许多个人心声，很有人文趣味，受到读者热捧。”该书责任编辑张振明如是评价。
销量可观，自然收入丰厚。这一点，中外领导人出书后的效果可谓大同小异。不过，一直以来，中国卸任高官的稿费大多以设立基金会或资助他人的方式捐出。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按照其遗愿，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邓小平亲属将他生前的全部稿费100万元捐献给基金，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同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旨在对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实施助学。其后，他拿出论著《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稿费100万元捐入其中。2005年，李岚清将个人全部稿费200万元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去年，李鹏用自己的稿费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300万元，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
此外，还有吴官正出资115万元设立的昱鸿奖学金，朱镕基设立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等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设立了奖学金，但有的完全不对外说。”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这样说道。
当然，“助学”并非是领导人出书热潮的主要原因。“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李瑞环曾这样说道。
